丁琳琳那八条细长的麻花辫今天全用黑发绳收束，没戴任何彩色发卡。她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包纸巾，已经攥湿了。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需要提醒该穿什么。
音乐班的队伍从另一侧过来。
莉莉走在最前面。齐肩短发用黑色发卡别住，那件她最宝贝的红色羽绒服没有穿——那是杨莹说“穿红色好看”才买的，除夕那天她特意穿给我看，说等杨莹回来还要穿给他看。
今天她穿了一件藏蓝色呢子外套，领口扣得整整齐齐。
她一个人走着，目光安静，没有像往常那样四处张望。经过我们身边时，她看了晓晓一眼，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晓晓轻轻握了握她的手。
没有体育班的队伍。
校门口始终没有出现那抹熟悉的亮黄色队服。我忽然想起来——杨莹此刻正在四百公里外的郑州省体训练基地——高一体育班的十个人和班主任费玉良老师，都在那里。听说那边今天也会降半旗，费老师会带着他们，在驻地默哀。
莉莉走到文科班队列旁时，脚步微微顿了一下。
她的目光越过我们，落在体育班本该出现的位置——那里空空荡荡，只有被寒风卷起的几片枯叶。
她把手悄悄背到身后，那只戴紫藤手链的手，攥得很紧。
美术班几个平时总爱穿花衬衫的男生，今天也老老实实换了黑白灰。
八点二十分，文科班全员到齐。
朱娜合上点名册，轻轻说了一句：“走吧。”
我们排成两列，安静地走向礼堂大门。
礼堂的门敞开着。
穹顶的六盏大吊灯全部点亮，但光线穿过冬日的灰白天光，落在深红色的座椅上，依然显得沉郁。一千二百个座位，几乎坐满了。
没有一丝杂色。
只有黑白灰，只有洗旧的靛蓝校服，像一片肃穆的海。
我牵着晓晓的手走进座位区。她的手很凉，但没有挣开。
王梅坐在我们左侧，面前摊着那个从不离身的摘抄本，翻到空白页，钢笔帽还没打开；朱娜坐在过道边，腰背挺得笔直，目光落在讲台方向，像每一次班级集会那样——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回头提醒谁坐好。
王强和贾永涛并肩坐着，谁都没像往常那样偷偷传纸条。贾永涛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擦，其实镜片上什么都没有。
金丽和杨红星挨得很近，两个人的手都放在膝盖上，规规矩矩的，像小学生。
丁琳琳已经把纸巾攥得不成样子。
九点十分。
陆华玉校长从侧门走上主席台。
她今天穿的依旧是那套深灰色套裙——我们见过很多次，元旦晚会、开学典礼，她总穿这套。但今天，那灰色显得格外庄重。
她的身后，周栋梁主任就座。他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站在礼堂后门巡视，而是安静地坐在校长右侧，脸色凝重。
教务处的戴玉副主任坐在左侧，手里捏着几页讲稿，但一直没翻开。
没有像往常那样先调试话筒。
没有说“同学们好”。
甚至没有拿起讲稿。
陆校长只是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没有一丝鲜艳色彩的青春方阵。
然后，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全场寂静。
那躬鞠了很久。久到我们能听见礼堂外寒风掠过藤萝枯枝的声音，久到一千二百人的呼吸都在那一刻凝滞。
她直起身时，话筒捕捉到她轻轻吸了一口气。
“同学们，”她的声音通过音响传出来，微微沙哑，“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送送一位老人。”
晓晓的手在座椅扶手上轻轻握住了我的。
十指相扣。
陆校长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得能穿透每一个角落：
“昨天晚上九点零八分，一位九十三岁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
礼堂里更静了。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
“他叫邓小平。你们课本上有他的名字，历史书上有他的照片。但对你们这一代人来说，他不仅仅是课本上的一个名字——”
陆校长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黑压压的方阵。
“他是那个让你们能坐在宽敞教室里读书的人。他是那个让你们的父母能有一份稳定工作的人。他是那个让这座石油小城、让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有了电、有了路、有了希望的人。”
“1978年，你们大多还没出生。那一年，他提出了改革开放。从那以后，中国的土地上，开始有了你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你们家里的电视机，你们身上的羽绒服，你们脚下的柏油路，还有你们桌上的新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