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查尔斯废寝忘食地推进《莫罗博士的岛》和《无人生还》时，一封来自家乡的信，像一记重拳直直打在了他的俊脸上。
字迹优雅而熟悉，透著关切。
信中，姐姐首先表达了对查尔斯“康复”情况的担忧，询问伦敦的气候是否适合他休养，叮嘱他务必保重身体，并随信附上了五英镑——这几乎是她能从自己家用中节省出的最大一笔私房钱了。
接着，她委婉地提及，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似乎从牛津学院那边听到了一些风声，关于查尔斯的学业和健康状态。
她问查尔斯，对返校和完成学业究竟有何打算？是否需要家里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由于查尔斯之前“叛逆”的名声和此次长期病休带来的额外开销，父亲的态度并不乐观，暗示家里的资助可能很有限。
信的最后，她写道：“亲爱的查尔斯，我知道你向来有自己的主意，不喜受约束。但学位关乎你一生的立身之本。无论如何，请务必慎重考虑，并坦诚告知我你的计划。你我姐弟，血脉相连，我总归是站在你这边的。”
窗外的伦敦是一片灰蒙蒙的午后。
艾德琳的关切真挚而沉重。
但她牵挂的是她那个“叛逆”、“体弱”但聪慧的弟弟，而不是占据了这个躯壳的灵魂。这份亲情是这具身体原主的遗产，而他正在透支它，用谎言和隐瞒。
他必须回信。他不得不编织更多的谎言。
查尔斯强打起精神，提笔，努力模仿记忆中原主与姐姐通信的语气。
他告诉姐姐，伦敦虽然多雾，但哈德森太太照顾周到，住处安静适宜休养，声称自己身体正在缓慢好转，咳嗽减轻，精神渐佳。
关于学业，他写道，自己并未放弃，正在积极准备，也与牛津的师友保持联系，希望能顺利在明年四月返校。
他感谢姐姐的资助，但坚持说自己通过为报刊撰稿已有微薄收入，足以应付眼下开销，请姐姐不必再为他节省，那五英镑他会谨慎使用，主要用于购买必要的书籍和药品。
他写得很艰难。每一个“好转”、“准备”、“顺利”都像一根刺，扎在他自己的良心和紧迫的现实之间。
他不能告诉这位女士自己把身体养的很坏，时常咳嗽，偶尔咯血，不能告诉她牛津催缴的巨额欠款，不能告诉她他正在用另一个人的智慧结晶拼命写作赚钱，更不能告诉她，他对能否凑齐学费毫无把握，甚至对能否活到明年四月都心存疑虑。
这封信是对关心的背叛。
强烈的愧疚感淹没了他。他放下笔，将脸埋进手掌，感到一阵潮水一样的疲惫正在逐渐漫上他的身体。
穿越以来，生存的压力让他几乎无暇去细想伦理的困境。
但这封信简直像是一根针，戳破了他的自欺欺人，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此刻处境的全部不堪：
一个窃取他人人生的窃贼，一个欺骗亲人善意的骗子，一个在疾病和贫穷中挣扎，不得不抓住任何一根稻草——哪怕是道德上有瑕疵的稻草——的可怜虫。
他无法不感到痛苦。
掌心能感觉到眼睑的温度，以及皮肤下血液流动带来的细微搏动。健康的，活着的证明。可这健康属于谁？这活着，又是以什么为代价？
明明不久之前——那个“不久”在时间的长河里短如一瞬，在他此刻的感受中却遥远得像上辈子——他还是一个健康的二十一世纪的留学生。
最大的烦恼是晦涩难懂的数学证明，是实验数据总对不上理论模型，是苦心经营的视频账号播放量忽高忽低，是三顿饭该吃什么才能既省钱又不至于太亏待自己。
那些烦恼多真实，多琐碎呀。
而现在，他坐在这里，在1880年伦敦一间廉价阁楼里，肺部像个破风箱，每一次稍深的呼吸都带着隐秘的啸音和钝痛。
痛苦从脚底漫上来，缓慢而坚定地淹没他的四肢，他的胸腔，他的喉咙。
是对原主，对艾德琳，对被他“借用”了思想的威尔斯、叶芝、克里斯蒂，乃至对前世那个虽然平凡但至少坦荡的自己。
是明知道前路可能漆黑一片，却不得不摸索著前行，因为停下就是死亡。
他维持着那个姿势，良久，直到手臂因为支撑而开始发麻，肺部传来一阵预示著咳嗽的刺痒。
他猛地直起身，用手帕紧紧捂住嘴，沉闷的咳声在胸腔里震动。还好，这次没有铁锈味。他喘息著，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
他必须活下去。
这个念头拨开他混乱的思绪，成为中心一点明亮的光点。
不是为了什么宏伟的目标，不是为了改变世界，甚至最初也不是为了对这具身体的原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