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有一种奇异的包容——它收容了全欧洲的流亡者、革命者、异见分子和落魄文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间接一间的客厅里，让他们喝着劣质葡萄酒，互相攻击对方的政治立场，最后在凌晨时分醉醺醺地拥抱在一起，宣称彼此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今天这场沙龙是马里埃蒂办的。
说是文学沙龙，其实什么人都来——有写诗的，有办报的，有搞革命的，还有几个纯粹来蹭酒的。
赫尔岑推开门的时候，咖啡馆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将整间屋子烘得暖融融的。
靠墙的书架上塞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和报刊，其中不少是萨佐诺夫从欧洲大陆偷偷运进来的违禁品，在这里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摆在架子上。
赫尔岑环顾了一圈，发现今晚来的人比往常多了几个。
“亚历山大！”奥加辽夫第一个发现了他，朝他招了招手，“过来坐，给你留了位置。”
赫尔岑脱下大衣挂在门边的衣架上，走过去在奥加辽夫身边坐了下来。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马里埃蒂说搞到了几瓶不错的波尔多，”奥加辽夫压低声音，“所以大家就都来了。”
赫尔岑接过萨佐诺夫递来的一杯酒，抿了一口，确实比上次那种酸得掉牙的玩意儿好多了。
“先生们，”萨佐诺夫举起酒杯，“敬自由。”
“敬自由。”众人纷纷举杯。
酒过三巡，话题也从天气和房租渐渐飘远了。
看着面前那个有些眼熟的波兰人，赫尔岑想起来了，他叫维托尔德，是去年从华沙逃出来的。
此时正在跟奥加辽夫讨论最近一期《经济学家》上的一篇文章，说什么英国的谷物法废除以后，欧洲的粮食贸易格局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倒觉得，”托马插了一嘴，他的俄语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比起粮食贸易，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在整个欧洲只有巴黎才是真正自由的地方。”
托马作为法国记者，不知道是为了想收集大新闻还是真的想报道这些流亡者的经历，每次都会参加他们的文学沙龙，一来二去，也熟络了不少。
这话一出，好几个人都点了点头。
“巴黎？别逗了，”
“柏林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中一个普鲁士人接话道，他叫卡尔，是个记者，“普鲁士的审查制度比以前更严了，我上个月写了一篇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罢工的报道，结果也被编辑退了回来。”
“维也纳就更不用说了，”另一个奥地利人嗤笑了一声，“梅特涅虽然跑了，
“所以说，”托马摊开双手，“整个欧洲，只有伦敦还能有些说话的权力，在这里你至少可以办报纸、印小册子、公开批评政府，不用担心半夜被秘密警察敲开门。”
“那是因为英国人觉得言论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奥加辽夫说，“至少在嘴上是这么说的。”
“说到自由，”维托尔德忽然开口，“你们觉得新大陆那边怎么样？那群洋基佬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自由之邦吗？”
话音刚落，客厅里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嗤笑声。
“美国？”卡尔几乎是从鼻子里哼出这两个字，“他们懂什么叫自由？他们的自由就是买卖黑奴的自由。”
欧洲各国早在大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经陆续废除黑奴买卖了，整个西欧就只有西班牙的些许殖民地还没有废除黑奴贸易。
但不过西班牙的事情总是如此糟糕，没有这么多功夫废除奴隶制。
“说得好，”托马举起酒杯表示赞同，“一个把人当牲口买卖的国家，也好意思自称自由之邦？简直是笑话。”
“而且那些人根本不懂什么叫艺术，”萨佐诺夫也添加了嘲讽的行列，“我听说纽约的剧院里演的全是些粗俗的闹剧，连一出象样的莎翁剧都排不出来，整个国家就没有一座象样的歌剧院。”
“他们也不需要歌剧院，”卡尔说，“他们只需要银行和教堂，一个用来赚钱，一个用来赎罪，完美。”
又是一阵哄笑。
赫尔岑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喝着酒，听着这些人的高谈阔论。
“亚历山大，你怎么看？”奥加辽夫注意到了他的沉默。
赫尔岑放下酒杯。
“但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他们尝试了。他们写了一部宪法，宣称人人生而平等，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做到，但这个宣称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人人生而平等不再只是一句哲学家的呓语，而是被写进了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里。哪怕他们后来用奴隶制打了自个儿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