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若兰把他们让进院子里。院子很小，天井正中晒着一缸蓝靛，蓝靛水的表面被风吹皱，泛着一层紫蓝色的金属光泽。靠墙的晾架上挂着几匹扎染布，布上的纹样不是通常游客买的那种蝴蝶花鸟，而是极古老的图腾——一圈一圈的螺旋纹，像水面上的涟漪，又像树根的年轮。赵若兰搬了两个草编的蒲团放在廊下，又端出两杯苦荞茶，自己坐在门槛上，开始讲杨兰因的事。
杨兰因十八岁嫁到喜洲赵家。丈夫赵怀瑾是喜洲最有名的壁画师，专画白族照壁上的天圆地方和本主庙里的神像。婚后三年，一个满身尘土的年轻行脚僧敲开了赵家的门，说自己在苍山上迷了路，想讨一碗水喝。那个行脚僧没有名字，赵怀瑾给他取了名叫“既至”——既然到了，就住下吧。既至在赵家住了大半年，和赵怀瑾一起画照壁，和杨兰因一起上山采蓝靛。他走的那天早晨，杨兰因从自己的发髻里剪了一缕黑发下来，又从赵怀瑾的梳子上取了一缕他生前留下的白发，把两缕头发编成一根小辫子，绣进了一方手帕的锁边里。她把手帕递给既至，说她丈夫走了，她没有来得及跟他道别。现在你来了，你把帕子带在身上，走到哪里都带着。如果你有一天也回不来，让帕子替你回来。既至接过帕子，在苍山下答应了——他一定会回来还帕。如果他回不来，也会托人把帕子带回大理。然后他走了，往西，再也没有回来。
赵若兰说到这里的时候停了停，低头用袖口按了一下眼角。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堂屋里，从神龛下面的旧木柜最深处翻出一个用蓝靛布裹着的小布包。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用棉纸订成的手抄本，封面用白绵纸裱了又一层薄蓝靛布。纸已经发脆，但字迹很清楚，是竖排的毛笔字，每一笔都写得极轻极柔，像怕墨色太重会戳破纸面。她说这是杨兰因在终南山时的手记——叫《半灯录》。这本《半灯录》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女不传男，每一代都有人把“既至”两个字重新描一遍，描了几百年，墨色一层压一层，现在已经厚到可以在逆光下看到明显的凸起。
赵若兰把手抄本放在柯依柳手里。柯依柳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既至者，无名僧也。不知其来处，不知其去处。唯知他在苍山采过蓝靛，在喜洲画过照壁，在终南接过一盏灯。”她翻开第二页，上面画着一座桥。桥很简单，只有几笔墨线，桥这头画着一片茶叶似的山，桥那头画着一朵兰花。桥下没有水，只有两个极小极小的字，用淡墨写的——“半在苍山，半在流沙”。
她把这一页指给白三生看。白三生接过手抄本，看着那八个字，把核桃木牌上的刻痕和这页纸上的墨书在心里叠合在了一起。白云禅师在法门寺留下的那句话、祖父刻在核桃木上的那八个字——源头原来在这里。都出自一个叫杨兰因的白族女人在终南山茅棚里写下的一本手记。
赵若兰接着往下说。杨兰因在终南山等了将近二十年。她采药、种茶、抄经，每天黄昏站在茅棚前面的崖石上往西看，看到山门前的古道被荒草淹没，看到云海一重一重地翻过太白山的梁脊。有一天大雪封山，一个从西域回来的商队路过终南山，领头的商人敲开茅棚的门，递给她一个用羊皮裹着的包裹，说是一个死在沙漠里的僧人托他们带回来的。杨兰因打开包裹，里面是那方手帕。手帕还在，头发还在，但帕角多了一个用墨写的“半”字——那是既至在临死前用笔蘸着墨写上去的，是他和柳依成亲的“依”字，也是和杨兰因约定的“半”字。她把帕子贴在脸上，没有哭。第二天她把裹帕的那件袈裟洗干净，在袈裟内侧用自己的指血写了一行字——“青花渡尽见如来。”然后托人把袈裟和手帕一起送到了法门寺，供奉在地宫里。手记写到这里停了，最后一页是空白的，只在右下角写了两个字，笔迹和她前面的轻盈完全不同——墨色很重，笔画发抖，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写完：“来生。”
柯依柳把《半灯录》轻轻合上，双手捧着还给赵若兰。赵若兰接过去，又把里面夹着的一小片蓝靛布抽出来递给她，说这是杨兰因生前最后一件没有绣完的扎染。布面上只绣了一个字——“既”。旁边搁着针，针上还穿着一根已经发脆的白棉线。那个“至”字永远没有来得及绣上去。
白三生在廊下沉默了很长时间。蓝靛缸里的水面被正午的太阳晒得微微发烫，发酵的蓝草散发出一种介于药草和泥土之间的清苦气味。他把《半灯录》里画着那座桥的那一页用手机拍了下来，又把赵若兰递给柯依柳的那片只绣了一个“既”字的蓝靛布也拍了下来。赵若兰告诉他，白族女人在丈夫出门远行之前，都会在扎染布里绣一个完整的词，等他回来之后再补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