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白三生拨通了云南大理周城村村委会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说白语口音很重的中年男人，起初没听懂他在问什么，反复换了几种表述之后对方终于听懂了——“扎染，老的，绣娘，姓杨。”对方说有，村里姓杨的绣娘有好几个，但最老的那个叫杨阿彩，住在周城村北头的老院里，今年该一百多岁了。百岁高龄，没有人知道她是不是还健在，也没有人知道她是不是还做扎染。白三生挂了电话，把村委会的名字和号码记在速写本上。他决定不提前联系，直接去一趟大理，到了周城再问。
几天之后，两个人坐上了去大理的航班。飞机降落在大理机场的时候，柯依柳从舷窗往下看，看到苍山十九峰的雪线在云层上方露出一道连绵的白边，洱海在云隙间一闪而过，蓝得像一块被融化了的绿松石。她摸了摸脖子上的铜钥匙，低声说师父，回大理了。
他们在大理古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租了一辆车往喜洲方向开。苍山上的积雪比春天回来时更少了，只剩最高处几座山峰的背阴面还残留着最后几道细细的白痕，像一幅山水画里用蛤粉勾的最后几笔高光。白三生把车停在喜洲镇外，穿过一大片新插了秧苗的稻田走进去。他又看到了那方照壁——那座独峰、那棵老松、那弯瘦水、那座窄窄的石桥，和他上次来时刻意记在速写本上的构图毫无变化，只是照壁上的石灰被又几个月的雨水冲刷得更薄了一些，透出下面更早一层壁画的淡青色底子。
他站在照壁前对柯依柳说，上次在这里你问我桥是什么，我说桥是承诺。现在我想改一改——桥不只是承诺，桥是她们。柳依是一道桥，杨兰因也是一道桥。无名的路是用桥铺出来的，每一道桥都是一个女人用自己的命搭起来的，他每一步都踩在她们弯下去的脊背上。他没有辜负她们，他走到了流沙，拿到了经书，把她们的名字刻进了自己的骨头上。但她们也没有辜负他，她们搭好了桥，让他走，然后在桥头站了一辈子。
柯依柳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把白三生肩头沾着的一点照壁石灰轻轻拂掉，然后对着那方圆光里的石桥微微鞠了一躬，像是在跟两个很远很远的人打一个很近很近的招呼。
从喜洲到周城村只有不到十里路，两个人在村口停了车，沿着一条被扎染布坊夹在中间的窄巷往北走。周城是白族扎染的发源地，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晾着蓝白相间的扎染布，布匹在高原的阳光下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无数面被时间漂洗过的旗帜。他们在一家扎染坊门口问了一个正在晾布的中年妇女，她说她知道杨阿彩，指着巷子最深处那扇被蓝靛染得斑斑驳驳的木门说，阿彩老奶住在那里。
他们走到那扇木门前，白三生抬手叩了三下。门板很薄，指节敲上去发出空洞而清脆的回声。等了一阵子，门从里面拉开了。开门的不是百岁老人，而是一个年纪和沈桂芳相仿的女人，不到七十的样子，穿着一件白族传统的靛蓝色右衽上衣，袖口绣着一圈极细的缠枝花纹。她用审视的目光把两个人上下打量了一遍，当目光落在白三生左手腕那串星月菩提佛珠上时忽然停住了，然后用白语口音很重的汉语问他，你腕上那串佛珠是从哪里得来的。白三生说，是祖父传给他的。他祖父是大理观音院的僧人，法号净观。她又问，佛珠上一百零八颗里头，有一颗刻了字。刻的是什么。
白三生把佛珠从手腕上褪下来，找到那颗刻了字的珠子，放在她手心里。她低头看了一眼，把珠子还给白三生，说那颗珠子是她奶奶亲手刻的。他腕上这串佛珠，是她奶奶的嫁妆——她奶奶叫杨兰因，出家前是喜洲画师杨家的女儿，嫁给了同镇一个姓赵的画师。婚后第三年丈夫病故，她在喜洲照壁前剃度出家，法号半灯，然后带着这串佛珠和一方绣了兰花的手帕去了终南山。后来佛珠被一个云游的行脚僧带回了大理，手帕则辗转到了法门寺，被裹在贝叶经外面做最后一层包裹。
柯依柳扶着门框轻声问她，你是杨兰因的后人？那女人点了点头，说自己叫赵若兰。她的名字是奶奶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