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说:“记得。那年最难。粮食少,人多,每天一开门就抢。账本上记着,那年我们粮站一共进了三千四百七十二吨粮食,卖出去三千四百六十八吨,剩四吨,支援了别的站。”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春梅站在那儿,看着他。
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不只是她男人的哥哥。
他是这个家的另一根柱子。
一根不吭不响、一直立着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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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腊月,沈家菜馆出了件事。
有个客人吃完,说钱包被偷了,没钱结账。春梅让他押东西,明天拿钱来赎。他说没东西可押。
春梅没办法,去问嘉禾。
嘉禾正在炒菜,头也没回。
“问我哥。”
春梅又去问建国。
建国放下算盘,看了那人一眼。
三十来岁,穿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他站在柜台前,低着头,脸臊得通红。
“我……我不是故意的。真的被偷了。”
建国没说话。
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三块钱,递给春梅。
“把账结了。”
春梅愣住了。
“大哥?”
建国说:“他要是骗子,三块钱买个教训。他要是真的,三块钱帮个人。”
那人站在那儿,眼泪刷地下来了。
他把三块钱接过去,塞回建国手里。
“沈师傅,这钱我不能要。”他说,“我明天一定送来。”
说完他转身跑了。
春梅追出去,他已经消失在巷口。
她回来告诉建国。
建国点点头,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那人来了。
他掏出三块钱,放在柜台上。
“沈师傅,这是昨天的饭钱。谢谢您。”
建国把钱收下,放进钱匣子。
“吃了没?”他问。
那人愣了一下。
“没……还没。”
建国冲灶间喊了一声:“老二,多下一碗面。”
嘉禾应了一声。
那人站在那儿,看着建国,看着灶间冒出的热气,看着春梅端上来的那碗面。
他低下头,开始吃。
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他没出声,就那么掉着。
建国装作没看见。
他继续拨算盘,噼啪,噼啪。
阳光从门口涌进来,落在他身上,落在那把用了三十多年的算盘上,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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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嘉禾给建国封了个红包。
建国不肯收。
“老二,你这是干什么?”
嘉禾把红包塞进他手里。
“哥,这一年您辛苦了。这是您应得的。”
建国把红包推回去。
“我管账不是图钱。”
嘉禾说:“我知道。”
他把红包又塞回去。
“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建国看着那个红包。
红纸,金边,封口处用浆糊粘得严严实实。上头写着四个字:新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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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和弟弟一起给爹娘拜年。爹娘给他们发红包,一人一个,里头装着一毛钱。他和弟弟舍不得花,攒着,攒够了买炮仗。
那年他十一,弟弟七。
弟弟把炮仗点着了,手抖,炮仗掉在地上,炸了。弟弟吓得哇哇哭。他一把抱起弟弟,跑回家,给弟弟上药。
那炮仗炸伤的是弟弟的手,可心疼的是他。
他一直心疼。
心疼了四十多年。
他把红包收起来。
“行,”他说,“我收着。”
嘉禾笑了。
“哥,明儿初一,您歇一天吧。”
建国摇摇头。
“歇什么歇?”他说,“初一开门,账得有人管。”
嘉禾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知道他哥的脾气。说了也没用。
他把手放在他哥肩上,用力按了按。
“哥,谢谢您。”
建国把他的手拨开。
“谢什么谢?”他说,“我是你哥。”
窗外,鞭炮声越来越密。
除夕的夜,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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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五,破五。
那天店里格外忙,从中午到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