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没理她，继续拨算盘。
嘉禾站在一旁，看着他哥。
五十三了，头发白了，腰板还挺得直直的。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
那年他七八岁，哥十二。哥在粮站当学徒，每月工资八块钱。哥把八块钱全交给娘，娘给哥留两毛零花。哥舍不得花，攒着，攒够了给他买糖吃。
有一回他问哥：哥，你攒钱给我买糖，你自己不吃吗？
哥说：我不爱吃糖。
他信了。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哥不是不爱吃糖，是舍不得吃。
他咽下去的东西，都留给弟弟了。
如今弟弟开店，他来管账。一分钱不错，一分钱不贪。把弟弟的钱，当自己的钱看。
他还是那个哥哥。
一辈子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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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建国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累着了。连着熬了几天夜对账，又赶上变天，着凉发烧。
春梅劝他回去歇着。
他不肯。
“就几笔账，”他说，“对完就回。”
春梅拗不过他，只好由他。
晚上九点，最后一桌客人走了。嘉禾刷完锅，出来一看，建国还趴在柜台上，对着账本。
他走过去。
“哥，该回了。”
建国没动。
嘉禾凑近一看，他哥趴在账本上，睡着了。
算盘压在胳膊底下，硌出一道红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上头记着当天的流水：樱桃肉二十一份，烩三鲜十五份，炸酱面四十三碗。合计流水二百七十八块五。
嘉禾站在那儿，看着他哥。
灯光照在他脸上，把那一道道皱纹照得分明。五十三的人，看着像六十。头发白了多半，眼角耷拉着，嘴唇干裂，有几道血口子。
他想起小时候，哥带他去护城河边摸鱼。哥把他扛在肩上，他骑在哥脖子上，两条腿晃荡着，看着哥在水里走。哥的脊背很宽，很暖，像一面墙。
如今那面墙老了。
他把手放在他哥肩上，轻轻推了推。
“哥，醒醒。回家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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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睁开眼，迷迷糊糊看着他。
“账对完了？”
嘉禾点点头。
“完了。回家吧。”
建国站起来，把账本合上，收进抽屉。他把算盘装进布袋，把钢笔别进上衣口袋，把椅子推进柜台底下。
然后他拿起那个用了三十多年的帆布包，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老二。”
“嗯。”
“明儿早点开门。有批肉送来，得验货。”
嘉禾说：“知道。”
建国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胡同里很黑，只有巷口那盏路灯亮着，昏黄昏黄的。他的背影慢慢走远，融进那片昏黄的光里。
嘉禾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
一直到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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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建国还是准时来了。
烧退了，嗓子还有点哑。春梅给他沏了杯姜糖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下，继续算账。
算到一半，他停下来。
“春梅。”
春梅正在擦桌子，听见他叫，走过去。
“大哥，什么事？”
建国指着账本上一行字。
“这天卖出去的樱桃肉，比平时少三份。可那天的肉，进了二十斤。剩下的肉呢？”
春梅想了想。
“那天有桌客人，临时改菜单，不要樱桃肉了。那三份的肉，冻起来了。”
建国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冻肉也算库存。”他说，“得记上。”
春梅看着他。
“大哥，您这脑子，怎么长的？”
建国愣了一下。
“什么怎么长的？”
春梅说：“这些细枝末节的，您怎么都记得住？”
建国把笔放下。
“不是记住的。”他说，“是算出来的。账要对得上，就得一笔一笔算。算多了，就记住了。”
他顿了顿。
“我在粮站三十五年，经手的账本摞起来，比这房子都高。那些账，每一笔我都能说清楚。哪年哪月哪日，进了多少粮，出了多少粮，剩了多少粮，全在脑子里。”
春梅听得目瞪口呆。
“那您还记得六零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