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以来，改元，太后放权，小皇帝亲政，在建康那干士族大臣的操作下，晋廷开始了一系列“携天子以集权”的行动，一举一措，无不冲着荆州的桓温集团而去。
但显然，仅靠一些华而不实的政治操作，无法影响根本大局，这天下的主导权，还得看硬实力。
当然，趁桓温北伐期间，建康朝廷还是重新培植了一些武力，不管是禁军整顿，还是派谢尚到历阳练兵，抑或荀羡的徐州“方面军”，包括王彪之赴任寻阳后通过招抚手段掌握的地方郡兵。
这些晋军，都算是倾向于建康朝廷的武力，零零总总加起来，也算不菲了。甭管实际情况如何，但名头听起来唬人，再兼朝廷的中枢大义，真就是众望所归了。
如果有个领袖级的人物，能够将这些实力统合利用，不说掀翻桓温，至少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使桓温投鼠忌器。
只可惜，这个时期的东晋朝廷，还找不出这样一个人，谢尚能把历阳那摊子支撑起来就不错了，更何况疾病缠身，无法承担重任，至于其他，不值一提。
因此，晋廷诸公营造的那些声势，就如桓温此前所言那般，就象“刘表牛”，大二无用。空中楼阁，一推即倒，虚幻泡沫，一戳即破...
而桓温这边，虽然经历了北伐惨败，尤其在函谷战场，损失了大量的精兵与辎重，可谓一败涂，元气大伤。
不过，艰难有时能把人压垮，但若能善加利用，往往可以凝聚人心，使人更团结，形成哀兵之势。桓温显然是有那个手腕与底气的，尤其是荆州集团的家底也还没败光。
不说其他，就桓冲从武关带回的那两三万兵甲，就是丧败期间，桓温与荆州集团最坚实的后盾。
最为关键的，桓温北伐或许欠缺些勇气与志气，但对付建康朝堂的那些楚楚衣冠，那可真的是手拿把攥，他太熟悉那些人，也太了解建康朝廷的底细了。
自洛阳返回江陵之初，面对建康朝廷的逼人之势，桓温并没有贸然行动，也不急于反击，而是着重抚恤将士，安抚民心，保证荆湘基本盘的稳定。
同时论功行赏，提振士气，此一点，格外重要。虽然打了败仗，损失惨重，但历次战斗期间，总有表现出众的将士。
比如函谷力战的朱序，坐镇洛阳后又于洛阳击破姚襄的毛穆之，包括鞍前马后，还帮桓温杀了薛珍的苻生，保存大部实力还师的桓冲，还有孙盛、郗超等悉心竭力、出谋划策的谋臣，都被桓温视为患难功勋，全部升官加爵。
战死函谷的邓遐，更被视为英雄烈士，给予崇高的哀荣，与数万殁于北伐战场的晋军军民，接受荆州文武士民的祭奠。
永和十二年的冬季，桓温命人在江边修筑了一座祭坛，专门祭奠北伐烈士..
再兼桓温几乎把江陵府库中所遗的财货，悉数拿出来，犒赏、抚恤北伐将士，那个冬季，江陵的风寒很厉害，但三军之心被桓温重新收拾起来了。
军心稳，那荆州集团这艘船就还能继续乘风破浪，而作为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从桓温返回江陵开始，局势就日益安定。
等到开年之后，荆州局面彻底在控，北方秦燕也无异动，桓温开始崭露锋芒，与建康朝廷掰手腕了。
毕竟，面对朝廷的咄咄逼人，他不可能真的无动于衷，默不作声也不是他的风格，必须反击。
而江州刺史的归属，成为桓温与建康博弈的主要目标，办法也没有多少弯弯绕，甚至可以说简单粗暴。
桓温秘使庐江太守袁真上表弹劾王彪之，理由都是现成的，说他勾结盗贼，私练兵马，囤积军甲，意图不轨，让朝廷小心戒备....
袁真是这个时期，晋国在江北戍防的关键一环，起人坐镇庐江多年，手握精兵，野心勃勃，形同割据。当年姚襄反晋，攻袭江北时，袁真也是抵御姚襄的主力晋师。
而袁真听从桓温的支使，向王彪之开炮，原因也不复杂，一方面不愿看到建康朝廷起势，毕竟中央若集权了，最先受到影响的，绝不是桓温这等强藩，反是他这样的小军阀。
另一方面，也跟桓温的重诺有关，他承诺袁真，事成之后，将举荐他担任扬州刺史。
在东晋，扬州刺史的分量如何，无需多言，袁真很难不动心，再加之他也不认为司马昱那干“虫豸”会是桓温的对手，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当然，袁真甘当排头兵，也仅仅是起个点火的作用，想要让建康朝廷罢免王彪之几不可能，察问工作都没做，只给袁真回了到措辞严厉的诏令，让他安守庐江，务滋他而桓温要的，也只是个由头罢了，紧跟着袁真上表之后，他以大司马的名义，给建康上表，表奏内容堪称“雄文”，内核诉求只有一条：王彪之任江州刺史，误国害民，请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