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辣汤是陈丰自己给自己点的。
他打了一天的牌，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出了那么多汗，身体里缺东西，需要一碗酸辣汤来补。
那碗汤酸得刚好，辣得适度，里面的木耳丝、豆腐丝、蛋花、笋丝切得细而均匀，一勺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像给身体里生了一盆火。
他喝了两碗，额头微微冒汗了，脸色也红润了一些。
谷婉华拿纸巾递给他，他接过来擦了擦额头，纸巾上沾了一点点汗，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吃完饭，天已经完全黑了。
魔都的天黑不是慢慢黑下来的，是忽然黑下来的。
前一秒你还看得清对面楼顶上的鸽子，后一秒就只能看到鸽子模糊的轮廓了，再过一秒轮廓也没了，只剩下灯。
南京西路上的灯全亮了，路灯、车灯、商店的橱窗灯、大楼的装饰灯，红的白的黄的蓝的绿的，一层一层叠在一起，把这城市的夜晚照得比白天还亮。
谷婉华的车停在棋院对面的停车场，他们步行过去，一路上经过刚才经过的那条小马路，卖烘山芋的摊子还在，谷婉华妈妈真的过去买了一个，捧在手里，边走边掰，一半给她爸，一半自己吃。
烘山芋的皮已经烤焦了，撕开来里面是金黄色的，冒着热气，甜味在晚风里散开，像某种古老的信物被传递著。
谷婉华开车送父母回家。
车子停在小区门口。
谷婉华妈妈拉着谷婉华的手说了好一会儿话。
路灯的光从车窗外照进来，打在母女俩的手上，两只手叠在一起。
谷婉华妈妈说话的声音不高，陈丰坐在副驾驶听不太清，只能断断续续捕捉到几个词——“好好”“人家”“不容易”，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时断断续续传来的声音。
谷婉华一直点头，点得很认真，一下一下的，像小鸡啄米。
她的耳朵是红的——不是那种因为冷才红的红，是从耳朵尖一路红到耳垂、又从耳垂蔓延到脖子的那种红，像墨水滴进水里，慢慢地、但不可阻挡地扩散开去。
谷婉华爸爸站在旁边，手还插在裤兜里，身体的重心从左脚换到了右脚，又从右脚换到了左脚，来回换了三四次。
等妻子终于说完了，他弯下腰，把脸凑到副驾驶的车窗旁，朝里面的陈丰挥了一下手。
“小陈，改天来家里吃饭。”他说。
不是“来家里坐坐”，不是“有空来玩”，是“改天来家里吃饭”。
“吃饭”这两个字在中文里，尤其是在一个上了年纪的魔都男人嘴里，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
它意味着接纳，意味着把你划进了“自己人”的圈子里，意味着他愿意让你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喝茶、看他家墙上挂的全家福照片、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他老伴做的饭。
谷婉华发动车子，从小区门口的停车位缓缓驶出，打了左转向灯，汇入淮海路的车流。
淮海路的夜晚很亮，那种亮不是刺眼的亮，是温柔的、湿润的、像被水洗过一遍的亮。
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刚刚开始冒新芽，枝条上挂著细密的彩灯，不是那种大红的灯笼，是一串串小小的led灯珠，暖白色的光，一闪一闪的，像萤火虫落在了树枝上。
商店的橱窗还亮着，模特穿着最新款的春装，姿态优雅地站在那里，有的叉著腰，有的侧着身，有的微微低着头，像在等什么人。
每一扇橱窗都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灯光打在模特身上，打在包包上，打在鞋子上，打在那些你买得起或买不起的东西上，营造出一种“拥有它你就会变成更好的人”的幻觉。
车里放著一首很老的英文歌，女声慵懒，像刚睡醒还没完全睁开眼睛，嗓子有一点哑，但哑得很好听。
陈丰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是谁唱的，但他觉得好听，就像他觉得谷婉华好看一样，不需要知道原因，不需要分析，不需要论证，就是觉得好。
谷婉华开得不快，速度表指针在四十公里每小时左右晃着，不急不躁，像一个有经验的船长驾着船在熟悉的航道上慢慢行驶。
她的右手握著方向盘，左手搭在挡把上，手指修长，没有涂指甲油，指甲剪得很短很圆，干干净净的。
“你妈跟你说什么？”陈丰问。
谷婉华的耳朵又红了。
刚才在小区门口已经红过一遍了，好不容易消下去一点，现在又红了，而且是那种“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提前就准备好了要红”的红。
她没有马上回答，目光还看着前方的路，淮海路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地从车窗外滑过去，光影在她的脸上一明一暗地交替著。
“没什么。”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