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严九子搁下碗，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转身去收拾厨房了。
她收拾东西的动作极利落——碗碟摞好，灶台擦净，围裙解下来叠成方块搁在柜顶上，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两个人出了巷子，往町上走。
仙台这地方到了白日里，和夜间是两副面孔。
夜里是死的，灯少人稀，黑得实诚；白天却活过来了，慢吞吞的，带着泥土气。
沉既白走在藤野严九子右侧，偏头打量着这条街。
他注意到了几样东西。
第一样是旗帜，几乎每隔三五家商铺，便有一面日之丸旗挂在门楣上。
有的是新做的，布面干净，红白分明；有的已经旧了，边角起了毛，日晒雨淋之后那红圆褪成了粉色——可没有人把它取下来，挂着，就那么挂着，新的旧的一字排开，从街头到街尾，密密匝匝的。
第二样是标语，贴在电线杆上的，钉在木板墙上的，甚至有人直接用白漆刷在自家门板上的——“挙国一致”“八纮一宇”“忠勇奉公”——
仙台的老百姓识不识字且不论，但这些字他们见得够多了，多到成了空气的一部分，吸进去吐出来，浑然不觉了。
第三样是人的脸。
街上走着的人——不论男女老幼、穷富贵贱——脸上都挂着一种共通的东西。
沉既白熟悉的——那种名为麻木的东西。
他们走路、买菜、抽烟、鞠躬，做每一件事都是认真的、规矩的，可那认真和规矩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麻木了。
“到了。”
藤野严九子在一家铺子前停了下来。
铺门不宽，半敞着，门楣上挂一块木匾，上头刻着三个字——“松本堂”。
两侧的门柱上贴了一副对联，纸已泛黄，字迹倒还清淅，左边写的是“妙手回春”，右边写的是“悬壶济世”。
中国字。
沉既白多看了那副对联两眼。
店里的药味一推门就扑过来了——苦的、涩的、带着一股子陈年草木的气味。
柜台是老式的高柜，柜面擦得很亮，后头整整一面墙，全是药匣子——小抽屉一格一格地排着，上头贴着纸条。
沉既白扫了一眼那些纸条。
黄芪、当归、白术、甘草、熟地、川芎。
全是中药。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老头，六十开外，瘦，背有些驼，脑袋上的头发白了大半，却梳得一丝不苟。
穿一件灰布长衫，扣子从右边系过去，沉既白看了他两眼，那老头也正抬起头来看他们。
“哦——藤野君。”
松本先生从柜台后头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嚓响了一声，他也不在意，绕过柜台走到前面来，两只手背在身后，先看了看藤野严九子，又把视线移到沉既白身上。
“醒了？”他说。
“松本先生，”藤野严九子欠身，“我带哥哥来复诊——他前天刚醒过来的。”
“我看得出来。”
老头走到沉既白跟前，抬起一只手来，两根手指搭上了他的手腕。
他低头看着那两根枯瘦的手指按在自己的桡动脉上，老头微微闭着眼，手指贴着皮肤，一下轻一下重。
屋里安静了。
藤野严九子站在一旁，两只手交在身前，指头绞着指头，和在校长室外头等结果时一模一样的姿势。
半晌，松本先生把手收回去了。
他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一只旧磁瓶来，往柜面上一搁，又拉开另一只抽屉，捏了一撮什么东西出来，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摇了摇头，放回去，换了一撮。
“脉沉细，尺部尤弱，气血两亏——半年不食五谷、四肢不动，脾胃已然废了大半。”他一边说一边从药匣子里取药，动作不紧不慢的，每取一味都要在手心里搓一搓，对着光看一看。
“先前那方子不必再吃了，换一剂——以补中益气为主，黄芪、党参、白术、升麻、当归……”他报着药名，一味一味地往秤盘里添，铜秤杆上的秤砣滑来滑去。
沉既白站在柜台前看着。
黄芪、党参、白术、甘草、当归、熟地、川芎、升麻、柴胡——每一味药的名字都是汉字写的，每一种药材都产自中国——或者说，这套医学体系本身，就是中国的。
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从张仲景到孙思邈，从望闻问切到君臣佐使——这些东西，在中国大地上载了三千年，传到这个岛国，被他们学去了，用上了，开铺子挂招牌行医问诊了——甚至用得还不错。
可你要是说一句“这是中国的学问”——
“松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