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着，可那声音变了的，低沉了，沙哑了。
“他来找我，站在教员室的门口，鞠了一个很深很深的躬——腰弯下去，半天都没有直起来。”
“我问他怎么了。”
“他把征兵令拿出来给我看。然后他笑着说——先生，我要去报效天皇陛下了。”
“他笑着的。”
这几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沉既白无法准确描述的东西——不是恨，也不是怒，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被压了太久的，钝重的痛。
一个教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学生走上一条明知不归的路，却拦不住——那种痛，是会烂在骨头里的。
“我没有拦他。”她说，“我拦不住——征兵令是官面上的东西，我一个教解剖学的女教师，拿什么去拦？”
“他走了。”
“头几个月还有信来。
“信里说军中的饭不好吃，说操练很辛苦，说想念仙台的樱花——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信就少了。一个月一封，变成两个月一封，变成三个月……”
“最后一封信是去年秋天寄来的。”
他们的手互相牵着的，所以现在沉既白能感觉到的——
她的手无意识的攥紧了。
“他在信里说，他在战场上做了一件事——一件别人都不做的事。”
“什么事？”
“他救了一个敌方的伤兵。”
沉既白的呼吸猛地滞住了。
“是个中了枪倒在阵地前沿的人——对面的人，敌人——他的同僚走过去的时候都当没看见。可他蹲下来了。”
“他把自己的急救包拿出来，替那个人止血，包扎。”
“信上说——先生教过我的，人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边的，骨头断了都会疼，血流干了都会死——先生教的东西，我不能忘。”
她的嗓子彻底哑了。
“这封信之后，再也没有来过。”
“两个月后，学校收到了通知。”
“通知上写——小田诚，因战场抗命、擅自救助敌军伤员，以逃兵罪论处，就地正法。”
屋子里的空气冷了下来。
沉既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藤野严九子也不动了。
许久，她开口。
“他不是逃兵。”
“我知道。”
“他只是太善了，善到在战场上活不下去。”
这个“善”字从她嘴里吐出来，轻飘飘的，落在榻榻米上，却砸出一个极深的坑来。
善良。
一个学医的年轻人，在战场上做了一件学医的人该做的事——救人，不分敌我地救人。
然后他死了，死因是“逃兵”。
——这就是军国主义。
它不允许善良存在——因为善良的人不会杀人，不杀人的人不能打仗，不打仗的人对帝国没有用处。
没有用处的人——就该死。
“严九子。”
“恩。”
“军国主义就是一坨狗屎。”
这话说得粗鄙，说得直白，说得毫无文雅可言——可藤野严九子听了之后，身子抖了一下。
她在这个国家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人当着她的面，用这种话来说那个庞然大物。
周围所有人都在跪拜的东西，所有人都在歌颂的东西，所有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
被他用一句话踩在了脚底下。
她没有开口，但她的手指松了。
攥着他的那只手，一根一根地松开来，搭在他的手心里，不动了。
沉既白也不等她开口。
“所以我要写的东西，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玩意儿。”
他盯着头上摇曳的烛火——火光映在他的眼睛里，明亮亮的。
“我要写的故事，表面上是好看的，热闹的，人人爱看的——可里头裹着的东西，和你方才说的那些，是一样的。”
“让看的人自己去想——为什么一个救人的人会被枪毙？为什么一个善良的人在这个世道活不下去？为什么满大街的人都在喊万岁，可喊万岁的人，活得并不好？”
他停了一息。
“这些话我不能明着写。写了，印不出来，即便印出来了，也等不到第二天。”
“可我能藏着写。”
“把它藏在故事里——藏在刀光剑影里，藏在儿女情长里，藏在英雄豪杰的悲欢离合里——读的人只觉得好看，掩卷之后却睡不着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