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细雨后，邺城四周的原野醒了。泥土被雨水浸透，踩上去又软又糯，鞋底一沾就是一层厚厚的春泥。麦苗从湿润的土缝里钻出来，嫩绿色的芽尖上挂着水珠，在午后的阳光中晶莹剔透，像一地碎银子。从邺城北门望出去，整片平原被嫩绿的麦苗覆盖，一直铺到天际线尽头，与灰蓝色的天空相接。田间有人弯腰锄草，有人挑着水桶浇地，有人赶着牛犁翻耕去年留下的一片空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汁混杂的气味，沉甸甸的，让人不自觉地放慢呼吸。
刘振国没有在城里待着。
天刚亮他就出了门，只带张铁和二十名亲卫，一人一马，一色便装。马蹄踏在田间土路上，溅起星星点点的泥水。他放慢了马速，边走边看路两旁的田地。沿途经过几个村庄，有的炊烟正升起，有的刚有公鸡打鸣，有的村口已经有人影走动。他没有在县城停留，也没有去郡衙，而是沿着田间小路一直往南走，一直走到邺城与魏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
这个村子很小，大约二三十户人家，房屋散落在一条土路两侧，大多是土坯墙、茅草顶，院墙低矮，有些已经塌了半边，用木栅栏草草挡着。村口有一棵老榆树，树下站着几个老人，正围着一只木箱低声交谈。那只木箱是新做的，漆成黑色，虽然漆得不算精致，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底下的木头本色，但箱门严丝合缝，上面挂着一把崭新的铁锁，锁面在晨光中泛着微微的亮光，像是每天都有人在擦拭。箱子侧面刻着一行字——“陈情箱”。
刘振国在榆树前翻身下马，没有急着走近，先站在几步外听了听老人们的议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蹲在树根旁，手里握着一根旱烟杆，烟杆空了也没有点，只在嘴里含着。他旁边坐着一个穿灰布短袄的中年人，裤腿上卷到膝盖，脚上还有没洗干净的泥。另有一个老妇人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手里捏着几根正在择的野菜叶。
“头一批信，县里都回了。”花白头发的老者先开口，声音慢悠悠的，像是说给自己听，“李家老三那件事，地要回来了。”
“真的？”中年人抬起头，语气里带着半信半疑，“不是说县衙拖了三年都没解决吗？”
“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老者把空烟杆从嘴里取出来，朝那只木箱扬了扬，“这箱子一放，上头有人盯着，县里不敢拖。李家老三的地被占了两年，往这箱子里投了一封信，没几天县里就来人了。地也退了，还补了他两季的租子。”他说着顿了一下，声音低了几分，“我活了六十年，头一回见衙门回得这么快。”
老妇人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看了那箱子一眼：“那……我能不能也投一封？”她的声音很轻，像在问自己。花白头发的老者看了她一眼：“你家的地也被占了？”老妇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几根野菜叶又放回了篮子里。
刘振国站在榆树后面，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听进了耳朵里。他没有出声，也没有上前，只是牵着马沿着村路又走了一段。过了几户人家，他在一座院墙矮小的土屋前停下。门前坐着一个老汉，六十来岁，瘦得颧骨突起，下巴上留着几根花白的胡须，正低着头搓草绳，手指粗壮有力，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草汁。他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小指的位置空着，缺口处的伤疤已经长平了，皮肉紧实光滑，像是多年前受的伤。旁边的地上摆着一只编了一半的草筐，草条在他手里飞快地穿来穿去，动作熟练又沉稳。
刘振国站在院墙外，隔着一道低矮的土墙看了一会儿，开口问：“老人家，你家今年的春种备好了吗？”老汉抬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活计没有停下：“备好了。种子是官府发的，说是晋王拨的粮，不收钱。我家分了五亩地，去年还只有两亩，都是薄田。今年重新丈量后，村里给我补了三亩，说是之前被人占走的，地不算薄。”他说着停下来，语气里多了几分感慨，“我种了四十年地，头一回觉得这地种得踏实。因为我知道，这地现在是我的了，不会有人再把它抢走。”
刘振国又问：“那陈情箱，你用过了吗？”老汉摇了摇头：“我没用过，用不上。但我隔壁那家用过，他家的地被占了，投了信，没几天就解决了。现在全村人都知道那个箱子能用。”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以前告状要跑县城，要花钱，要找人写状纸。现在不用了，箱子就在村口。夜里投进去都没人看见。谁欺负你，你写进去就有人管。这件事，整个魏郡的穷苦人都知道了。”
刘振国没有再多问。他站在院墙外又站了一会儿，看着老汉继续搓草绳，草条在他手中绕来绕去，发出细微的摩擦声。阳光照在那只木箱上，木纹的纹理在光线下清晰可见，黄铜锁扣泛着温暖的光晕。他转身离开，上马继续前行。
走出很远，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村子。村口的榆树下，几个老人还在坐着，那只木箱安静地立在树荫里，像一只沉默的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当天傍晚，刘振国回到邺城。晋王府的书房中已经亮起了灯，韩荣坐在案旁整理公文，面前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