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氏庄园的坞堡高墙在早春的寒气中像一块沉默的岩石。墙高三丈，四角有箭楼，墙根有一道深深的壕沟。坞堡内的私兵不下百人，兵器铁甲一应俱全。李三狗站在坞堡外约一里处的一个土坡上，远远望着那座坞堡，面色平静。他已经在这里站了半个时辰，身后只跟着两个亲兵，没有带刀。
“巡查使，咱们就这么站着？”身后的亲兵忍不住问。
“不急。”李三狗说，“让他们先紧张。”
温氏派了一名家丁出来，远远地张望，看到李三狗只是站着，又缩回去了。约莫过了一刻钟，坞堡大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走出来，拱手行礼，语气恭敬但不卑不亢：“巡查使远道而来，我家主人因身体不适不便出迎，托小的代为致歉。温氏已按新政要求交出了田亩清单，巡查使若有需要，可随时查阅。只是坞堡是温氏祖业，外人不得入内，还请巡查使见谅。”
李三狗没有回答。他看了管家一眼，目光平静，像在看一块路边的石头。然后他转过身，对身后的亲兵说了一句：“走吧。”他走得干脆利落，甚至没有再看那坞堡一眼。管家站在原地，望着他们走远，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回到晋阳城，李三狗在驿馆中展开一卷空白的竹简，提笔写信：“温氏交出了田亩清单，但清单上的数字与县衙旧档几乎一致。若清单为真，则说明温氏多年来一直是合规的。但若温氏一直是合规的，为什么之前田亩丈量时，他们会用家丁阻拦丈田吏？”他没有将这封信立即发出，而是先收起来，又拿起另一卷竹简，开始整理这段时间收集的其他信息——本地商贾的抱怨，周边农户的闲聊，驿站记录的运粮记录。他要等，等到所有碎片拼成一张完整的图。
数日后，李三狗去了晋阳城外的一间茶棚。茶棚很简陋，四面透风，几张歪歪斜斜的木桌，桌面的裂缝里嵌满了油垢。他坐在角落里，要了一碗粗茶。茶是苦的，他不常喝，便搁下碗，等在那里。约莫等了一顿饭的工夫，一个穿着破棉袄的中年人悄悄挨过来，在他对面坐下。那人坐下的动作很轻，几乎没发出声音，像是怕惊动什么人。
“巡查使大人……”那人压低声音，几乎是从齿缝中挤出来的，“温氏在清徐县有一片地，不在太原郡的田亩册上。那片地是温氏十年前从当地人手里强买的，逼人家按了手印，却把地契藏在坞堡里，没有报官。那片地，足有三千亩。那户人家被赶出来后，搬到了清徐县西边的窑洞里，一家人病的病，死的死，没剩下几口人了。这件事，县衙里有人知道，但没人敢说。温氏说，谁说了，谁就跟那户人家一样。”
李三狗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追问他从哪里听来的。他只是说了一句话：“你回去告诉那户人家，这件事不用再藏着掖着了。”那人愣了一下，随即起身快步离开，消失在茶棚外的暮色中。
第二天清晨，李三狗带着两名亲兵，骑马前往清徐县。他们没有进县城，直接去了城西那片窑洞。窑洞塌了半边，里面住着一个老妇人，头发全白了，眼神浑浊。李三狗蹲在窑洞口问她：“老人家，您家的地，是怎么没的？”老妇人说了很久，说得断断续续，说一句要歇好一会儿，时不时停下来擦一擦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回忆而发抖的手腕。那天下午，李三狗带着老妇人的话，回到了晋阳。
三天后，一封急报送到了邺城。信中只有一句话：“温氏在太原郡清徐县隐匿田产三千亩，地契藏于坞堡之中。县令知情不报。需要朝廷派员协助查证。”
刘振国看完信，递给韩荣：“再调一千人。不进城，不围堡，只在晋阳城外扎营。”韩荣接过信，没有多问，转身去办了。一千精兵的调令发出后不到五天，消息便传到了温氏的家主耳中。温恭坐在书房中，手里握着那卷消息，面色铁青。
他召来管家，声音低沉而沙哑：“收查旧档，把地契烧了——不，不能烧，烧了反而坐实。把它转移到别处藏好。李三狗的户籍应该查清楚，找几个本地人盯住他，摸清他每天去了哪里，见了谁。”管家领命而去。温恭独自坐在书房中，面前那盏茶彻底凉了，凉得像一块冰。他端起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最终还是没喝一口。
与此同时，晋阳城外，派来的一千精兵已经安营扎寨。营帐整齐排列，营中操练之声隔着数里都能听见。清晨，号角响起；傍晚，鼓声阵阵。温氏的家丁们站在坞堡的墙头，看着远处那一片连绵的营帐，面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有人在垛口后面低声议论，声音压得很低：“朝廷是要动真格了……”
两天后，温恭的亲笔信送到晋阳驿馆。信很短：“巡查使大人，温氏愿意配合全部清丈。请巡查使入坞堡查阅地契。另，清徐县那三千亩地契，温氏愿当众移交县衙，由朝廷统一造册。此前之事，是庄中管事自作主张，草民实在不知情。管事已押送县衙，听候发落。”
李三狗在驿馆中读完信，搁下竹简。他没有立刻回复，而是先端起一碗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