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郡王氏倒台的消息传到邺城已是第八日，但余波依然在朝堂和坊间回荡。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在街角低语，有人在酒肆中骂骂咧咧。所有的声音最终汇成一股暗流，从邺城的每一条街巷流过，渗进宫墙之内，渗进朝臣的书房，渗进那些被触及了利益的人心里。
邺城东市的一间茶楼上，几个穿着锦袍的中年人围坐一桌，面前摆着上好的茶叶和精致的点心，但谁也没心思吃喝。他们的面色都不好看，压低了声音交谈，嗓音里透着一股被压抑的怒意。
“听说清河郡王氏交出了七千亩田，家丁全散了。”一个蓄着短须的人先开口，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担忧。
“七千亩？不止。还有人说是八千亩。”另一个人接口，“王氏三代的积累，一下子全没了。”
“最狠的不是田产，是三代不许入仕。”第三个人放下茶杯，杯底碰到桌面发出轻轻的一声脆响，“这才是要命的。田产没了可以再攒，人没了仕途就什么都没了。王氏这一支，算是断了根。”
“晋王这是在给所有人立规矩。”第一个人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他拿王氏开刀，就是要告诉我们——他连清河郡的百年大族都动得了，你们这些县里的乡绅算什么？”
茶楼上安静了片刻。窗外的街市上，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走过，吆喝声远远传来。有人在买年货，有人在试新衣，有人在贴门神——年关的脚步确实近得能听见了，但那几位锦袍客的心里，却像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怎么都放不下。
“那怎么办？”第二个人问，“我们总不能坐着等。”
“急什么？”第三个人摆了摆手，“晋王不是曹操，他做事有章法。王氏是因为私藏兵器才栽的，你们谁家私藏了兵器？没有就安心。晋王要的是田亩、是赋税，不是要人命。你把自己的账做干净了，把多占的田产交出去，他还能拿你怎么样？”
茶楼里又安静了。那几盏茶凉了，没有人换，也没有人续。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
与此同时，晋王府的书房内，刘振国没有理会那些街巷间的风声。他知道新政落地总会有人不情愿，但那不情愿的声音越大，就说明他的政策越精准。他坐在案前，案上摊着几卷空白的竹简，旁边放着笔墨，他已经坐了很久，写了又改，改了又划，有些段落划了好几次，墨迹重叠在一起，几乎看不清原来的字迹。韩荣站在一旁，手中捧着一卷已经写好的文稿，那是昨夜刘振国口述、韩荣整理的初稿，但刘振国看完后又推翻了多半。他需要的不只是一套命令，而是一套能真正运转起来的制度，一条能持续流下去的水渠。命令扔下去就没了，而水渠一旦挖好，水能流很多年。
“主公，已经改了第三遍了。”韩荣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眼角有熬夜留下的红痕，但他没有催促，只是轻声提醒。
“第三遍还不够。”刘振国头也不抬，“这些东西发出去，是要在全国推行的。稍有漏洞，就会被豪强利用，就会被官吏钻空子。我不能给他们留任何口子。”
韩荣不再说话。
直到午后，刘振国终于直起身，将最后一卷竹简吹干墨迹，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他的目光逐行扫过，像扫视一支即将列阵的军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终于，他点了点头：“就是这个了。”
当天傍晚，六条新政的榜文贴上了邺城宫门外的那面告示墙。
那是一面灰黄色的土墙，厚实方正，位于宫门南侧的显眼位置，是人来人往的必经之处。平时墙面上只贴一些例行的通告——军令、调令、赋税通知、节庆安排，偶尔有一两道人事任命。但今天不同。今天贴在墙上的是一卷长达三尺的榜文，用黄纸写就，字迹端正工整，墨色浓黑，每一行字之间的距离都分毫不差，一看便是专业人士誊写的。榜文上方的标题赫然写着六个大字：“朝廷六条新政”。
路过的百姓起初只是随意地瞟了一眼，以为是寻常的告示。有人念出了标题，旁边的人便凑过来看，渐渐人越来越多，将告示墙围得水泄不通。有人低声念出声来，每念一条，人群中就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第一条：巡检常驻。在各郡县设巡检使一人，秩比千石，专掌监察，不隶属太守，直接向朝廷汇报，每三年轮换一次。有人低声说：“这是朝廷要在各县安插耳目了。”有人接口：“不是耳目，是刀子。”又有人摇头：“刀子也好，耳目也好，总比没人管强。”第二条：三年考绩。县令、郡守任满三年，由朝廷派员考核，以当地户口增减、田亩开垦、赋税征收、治安状况为主要依据，考核优秀者升迁，考核合格者留任，考核不合格者罢免。三年不合格者，终身不得再任官职。人群中一个穿着旧官袍的中年人脸色变了，但什么也没说，转身默默离开了。第三条：田亩清丈。全国田亩重新丈量，统一造册，各郡县设丈田吏二人，由朝廷委派，不隶属地方，丈田吏可查阅一切地契、账册，任何人不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