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已毕，邺城周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粮垛。今年的年景不错，风调雨顺，冀州、并州、幽州的收成比往年好了三成。官道上来往的牛车比平日多了两倍，拉着一袋袋黄澄澄的谷子，鱼贯入城。城墙外的晒谷场上，农人们挥舞着木锨，将谷粒扬上半空，秋风一吹，谷壳与尘土漫天飞舞，在金色的夕阳中飘散，落在人们的头发上、肩上、草鞋边。空气中弥漫着新粮的香味，沉甸甸的，让人心里踏实。
这本该是一个让人安心的秋天。
但这并不意味着刘振国的日子就轻松了。收成好，代表朝廷的税赋能收上来，但也代表地方豪强的胃口更大。粮食堆在仓里，盯着它们的眼睛从来都不少。有人盯着的是如何让这些粮食变成军粮、变成赈济、变成民生工程的根基，但另一些人盯着的是如何从中截流一笔，变成自家地窖里的陈粮，变成城里的新宅，变成儿孙娶亲的聘礼。
刘振国坐在书案前，面前摊着一份来自魏郡的密报。密报是韩荣整理的，层层裹了好几道，每一层都用火漆封了口，拆开时竹简上还带着火漆烧融后残留的焦痕。竹简上用蝇头小楷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看得出是连夜赶写出来的，有几处墨迹未干就被卷起，字迹微微晕开。
魏郡是邺城所在，天子脚下，朝廷眼皮底下，按理说应是治理最严的地方。但密报中提到的几件事，却让刘振国的眉头越皱越紧。他拿起第一份，是馆陶县的事。
"魏郡馆陶县，县令刘舆上任三年，本籍陈留，举孝廉出身。此人勤勉，到任后曾试图清丈田亩、整顿赋税，但处处受阻。该县豪强赵氏、钱氏，两家互结姻亲，盘踞本县六十年以上。赵氏有良田六千亩，钱氏有良田四千亩，两户合计占全县可耕田的三分之一。他们与县丞、主簿等佐吏勾结，隐匿田产三千余亩，侵吞官田六百亩，每年少缴赋税近千石，这些粮食被他们私吞后，一半入了自家粮仓，一半用来贿赂郡中官吏。该县乡民屡有告状，被赵氏家丁殴打，逐出县界。有人被打了之后还被反告滋事，反而被关进县衙大牢，关了大半个月才放出来，出来时人已经半死不活，身上好几处伤疤，有一处是烙铁烫的。"
刘振国念到此处，抬头看向韩荣。韩荣垂手而立，面色如常，但眼神中的疲惫却藏不住——这几日为了整理这些密报，他几乎没怎么睡，眼底泛着青黑，嘴唇也有些着急上火干裂。他站在那儿，像一棵被秋风吹了很久的老树，根基还在，但精神面貌已显倦意。
"馆陶县离邺城不过两百里，袁绍旧部？"刘振国问。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指节已经微微发白。
韩荣摇头："赵氏是本地土著，先祖是赵王旧部，汉初封侯，后来没落了，但根基深厚。他们与邺城中不少官吏都有往来，逢年过节送礼从不间断，每年中秋、春节、端午三节，必定派人将礼单送到各相关衙门。钱氏是赵氏姻亲，两家联姻三代，盘根错节，整个馆陶县的吏员、乡绅、商贾，几乎都与他们有关。县令刘舆上任后，想查赵氏的田产，结果县丞连夜给赵氏送了信，等刘舆带人去丈量时，赵家的田契已经''''丢失''''了，账簿也''''不慎被火烧了''''。后来刘舆想从佃农口中取证，但赵氏放出话，谁敢作证，打断谁的腿。刘舆无奈，只能作罢，此后三年，他再也不敢提清丈田亩的事。"
刘振国放下密报："馆陶县还不是最严重的？"
"不算最严重。"韩荣又从案上取出另一份密报，"清河郡东武城县，豪强王氏、李氏两家，各养家丁百余人，私设刑堂。王氏的庄院里有一间屋子专门用来''''问话''''，里面挂着铁链、皮鞭，据说还有夹棍和烙铁。郡守乃汝南袁氏的门生故吏，虽不是袁绍嫡系，但与王氏有旧交，两家多有往来，王氏每年给郡守送去过节礼，折算成钱不下五百贯。郡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百姓告状无门，偶尔有人翻越太行山跑到邺城来上访，我们接了，但转回清河郡，便石沉大海。那些上访的百姓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被关进了王氏的地牢，也有人说他们被送到了边远矿场做苦役。"
刘振国沉默了片刻，目光落在窗外那一排排的粮垛上。那些粮食堆得高高的，仿佛在炫耀今年的丰收，但他知道，那些丰收的果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永远不会进入朝廷的粮仓，也不会进入百姓的饭碗，而是被豪强们囤在自家地窖里，慢慢发霉、生虫。他忽然想起自己在涿郡时，也曾见过这样的豪强——一个村子里的地主，仗着有些田产，与县衙里的书吏勾结，压榨佃农。那时候他只是一个猎户，除了躲避，别无他法。如今他坐拥天下大半江山，却发现这类事依然存在。不，不是依然存在，是比当年更严重了。当年的豪强不过一县之首，侵占的田产不过几百亩。如今的豪强动辄占地数千亩，背后连着郡守、连着朝中大臣、连着几代人编织的关系网。要拔掉他们，已经不是换一个县令就能解决的事。
"这些事，不是一天两天了。"韩荣低声道，声音沙哑，他清了清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