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千算万算，没算到许大茂这趟回来，压根就没在家多待！看那急匆匆的样子，估计是去父母家了。这下好了，蹭饭计划彻底泡汤。
阎阜贵懊恼地掂了掂手里的酒瓶子，听着自家屋里传来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咀嚼声和孩子们偶尔的说话声，知道家里已经开饭了，而且肯定没做他的份。阎家的伙食，那是严格按照“三大爷”阎阜贵的精细算计来的，一人一份，定量供应，绝不多做。他要是回去晚了，他那份肯定就没了，或者已经被“统筹分配”了。
无奈，阎阜贵只能悻悻地拎着他的“酒”，转身回了自己家。
一进门，一股熟悉的、清汤寡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昏暗的灯光下，一张旧八仙桌旁，围着妻子三大妈和三个半大孩子——大儿子阎解成，二儿子阎解放，小女儿阎解娣。大女儿阎解睇已经出嫁，不常回来。
桌上摆着的晚餐，是阎家几十年如一日的“标准配置”：每人面前一个黄黑色的、硬邦邦的纯棒子面窝头。这棒子面，可不是后世那种精细的玉米面，而是连玉米粒带玉米芯一起打碎成粉的最粗最便宜的粮食，口感粗糙拉嗓子，但顶饿，最重要的是——便宜！阎阜贵精于算计，每月定量的那点细粮（白面、大米），他几乎全部拿去黑市或者找门路换成了这种棒子面，因为能多换不少，在他看来，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窝头旁边，是一个小碟子，里面是几根切得极细的咸菜丝，咸得齁人，目的是让人少吃菜，多啃窝头。桌子中间，是一盆几乎能照见人影的苞米面粥，稀得跟米汤差不多，里面零星飘着几点苞米面疙瘩。
阎解成已经进了红星厂当学徒工，正是能吃的年纪，看着手里这一个不大的窝头和那清可见底的粥，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但不敢说话，只是闷头啃着。阎解放和阎解娣年纪小些，也吃得没精打采。三大妈自己面前也只有同样的份例，她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喝着粥，不敢看丈夫的脸色。
看到阎阜贵回来，三大妈赶紧起身：“他爸，回来了？还没吃吧？我……我去给你拿窝头。”说着就要去厨房。
“不用了！”阎阜贵没好气地摆摆手，把手里的酒瓶子“咚”地一声放在桌上，“我在外头吃过了！”他当然没吃，但看着桌上那点东西，再想着自己没蹭到许大茂的饭，心里就堵得慌。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开这个“超支”的口子。家里的规矩是他定的，每人定量，要是他今天因为没蹭到饭就多吃，那以后还怎么管这一大家子？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这是阎阜贵的口头禅，也是他的人生信条。他觉得自己精明了一辈子，靠算计，在这北京城里立住了脚，养活了四个孩子，还攒下了一点家底。没错，阎阜贵确实有家底。他家祖上做过小买卖，建国前家里开着个小文具店，算是个小业主。虽然经过改造，家产大部分上交或合营了，但私下里，阎阜贵还藏着点“黄货”（金条），只是藏得严实这是他的底气，也是他最大、最深的秘密，连三大妈和孩子们都不知道。
他在红星小学教书，工资其实不低。以前是四十多块，在教员里算中等。自从红星厂在王焕勃来了之后飞速发展，连带其附属的红星小学也得到了大量资助，校舍翻新，桌椅书本全换，还要给学生做免费校服，教职工的工资也水涨船高。阎阜贵现在的工资，已经悄悄涨到了五十块钱一个月！这在当时，绝对算是高收入了。
可他在院里，永远哭穷，永远说自己是“臭老九”，工资低，只有“二十七块五”。为什么？就是为了继续占便宜！哭穷，院里邻居有点什么好事，比如发点福利、分点东西，才会多少想着他点；院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才能以“条件困难”为由，出最少的份子钱，甚至不出；在门口“当门神”，蹭点邻居的瓜果梨桃、针头线脑，也显得“理所应当”。要是让别人知道他一个月挣五十块，谁还会让他占便宜？说不定还会反过来找他“打秋风”。
对自己家人，阎阜贵的算计更是到了极致。他有一个厚厚的帐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四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每一笔他认为的“花销”：吃穿用度、学费、甚至生病买药的零头……他美其名曰“培养成本核算”。他早就跟孩子们“说清楚”了，这些钱，都是他“借”给他们的，等他们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挣了工资，要连本带利地还给他！大儿子阎解成现在进了红星厂当学徒，一个月有十八块钱的工资。可这十八块钱，一发下来，阎阜贵就“代管”了。扣掉阎解成在家里住宿费（阎阜贵坚决不让儿子住厂里）、伙食费（在家吃饭也得交钱），再扣掉阎阜贵计算的、阎解成从小到大的“欠债”分期，最后能落到阎解成手里的，每个月不超过五块钱。
阎解成对此敢怒不敢言。他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