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一。”
“和去年一样？”
“一样。”
“那我算错了。”杨宁皱起眉头，“我刚才量了，后端凸轮到支点是一尺八寸，前端锤头到支点是三丈六寸。这不是二比一，是...”她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是二点零三比一。”
杨定军的脚步顿住了。他转过身，看着女儿。杨宁仰着脸，眉头微微蹙着，不是在炫耀，而是在认真地指出一个误差。
“你量了？”
“量了。用你给我的那把铁尺。”
杨定军走回锻锤旁，从彼得工具台上拿起铁尺，亲自量了一遍。果然，后端力臂一尺八寸，前端的力臂三丈零三寸——去年安装时因为地基沉降，前端杠杆微微下倾，力臂比设计值长了两寸。
“误差两寸。”杨定军放下铁尺，“对锤击力影响约半成，在允许范围内。但你看得对。记下来，月底大修时校正。”
杨宁笑了。这是很少见的笑，嘴角弯起，眼睛眯成一条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涟漪从她脸上扩散开来。她用力点了点头，抱着册子跑走了。
杨定军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院墙转角。锻锤在他身后又落下一次，轰的一声，地面微微一颤。他转过身，走向那间挂着“废料间”牌子的石屋，脚步比平时轻了一些。
三月初十，傍晚。
杨定山带着十四名远瞳队员，在界沟南岸埋设最后一排鹿砦。
鹿砦是用碗口粗的橡木削成的：木头一端削成尖锥，另一端保留原粗，然后斜着插入土中，尖头朝北，指向界沟方向。每根木桩相距一尺，排成密密的一排，像一道从地里长出来的獠牙。木桩后面是两道矮土埂，土埂之间挖了浅沟，下雨时会积水变成泥淖，阻碍步兵冲锋。
这项工作从三天前开始，每天黄昏后进行——白天干活容易被碉楼上的了望哨发现，晚上借着暮色和夜色的掩护，动静小得多。但即使这样，木桩插进土里时夯击的闷响，在寂静的河谷里还是传得很远。
“最后一根。”杨定山低声说。
两个队员合力把一根三尺长的橡木桩抬起来，尖头朝下，对准预先挖好的桩眼。另两个队员抡起石夯——一块圆盘状的花岗石，中间穿孔，穿一根木棍做把手——用力砸下去。
咚。咚。咚。
木桩入土两尺，露出一尺的尖锥，在暮色中闪着湿润的光。
杨定山后退几步，看了看这道防线。鹿砦从界沟南岸的东头延伸到西头，约莫一百丈长，后面是两道土埂和一道浅沟。这不是能挡住大军的长城，但足以迟滞一百名步兵的冲锋，为城墙上的火炮争取装填和瞄准的时间。
“收工。”他说，“回去。明天夜里来埋第二道，在土埂后面二十步。”
队员们收起工具，沿着隐蔽的小道向南撤退。他们的皮甲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屑，靴子在解冻的泥地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杨定山走在最后，他不时回头望向界沟方向。
碉楼在暮色中变成了三个灰色的剪影，和远处的山脊线融为一体。碉楼里没有点灯，或者说灯被遮住了，只有一缕极淡的炊烟从中间那座碉楼的烟囱里升起来，笔直地升到半空，然后被风吹散。
但在左边那座碉楼的顶上，杨定山看见了一个微小的光点。不是火光，像是金属的反光——也许是了望哨的铜头盔，也许是矛尖。
他停下脚步，手按在短刀柄上。身后的队员也停下了，屏住呼吸。
光点闪烁了一下，然后消失了。碉楼重新沉入沉默的灰色中。
“看什么看。”杨定山低声说，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那个看不见的了望哨说话，“我们埋我们的桩子，你们砍你们的树。谁先过那条沟，谁先死。”
他转身跟上队伍，消失在暮色里。
同一时刻，盛京城北农田。
春耕的第一天结束了。六头牛被牵回厩棚，铁犁被卸下来，用干草擦净泥土，挂在木架上。老农们扛着锄头，沿着田埂往回走，裤腿上全是泥，靴子里灌了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的响声。
但地里已经变了模样。原本板结了一冬的土地，被犁头翻出了一道道深褐色的垄沟，像大地被梳开的头发。泥土新鲜而湿润，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深沉的、近乎黑色的褐，散发着生命的气息。
杨保禄站在老核桃树下，看着这片被犁过的地。他的身后是城墙，城墙上已经点起了火把，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田里，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第一道犁沟里。
诺力别走来，站在他身旁。她没有端粥，也没有说话，只是和他并肩站着，看着同一片土地。
“多少亩？”她问。
“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