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禄从北城墙走下来时，裤脚上的泥雪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每走一步，冰壳子就在石板路上敲出细碎的咔嚓声，像踩着一地的碎瓷片。诺力别在城门洞里等他，手里端着一只粗陶托盘，托盘上是一只盛满热粥的海碗，碗面上漂着一层腌肉丁和切得细细的萝卜丝。
“粥要凉了。”她说，声音不高，但在城门洞里回荡得很清楚。
杨保禄接过碗，没有立刻喝。他靠在城门洞的石壁上，石壁的寒意透过羊皮袄渗进来，让他打了个激灵。他端着碗，看着碗面上腾起的热气，在城门洞的暗影里形成一小团白雾，然后迅速被穿堂风吹散。
“定山呢？”他问。
“带着人在北岸，说是要在界沟南岸埋桩子。”诺力别把托盘换到另一只手，“定军一早就去了铁匠坊，盯着锻锤最后一批犁头出货。格哈德昨天从林登霍夫赶来，带来一批冬麦种，说是女伯爵的意思，让咱们先紧着春播用。”
杨保禄点点头，开始喝粥。粥很烫，他喝得很快，不是不烫，而是习惯了——在码头和城墙上奔波这几十年，他学会了在最短时间内把热食塞进肚子里。喝完，他把碗递回去，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去田里看看。”他说，“开河了，地该犁了。”
城北的农田沿着阿勒河两岸铺开，一直延伸到城墙根下。这是盛京最老的一片地，杨亮带着第一批人穿越过来时，就是在这里开荒砍树。四十多年过去，原来的杂木林变成了层层叠叠的梯田，最靠近城墙的是菜畦和麦地，稍远些的是大豆和休耕地，再远处是放牧的草场，用矮石墙隔成一块一块。
今天是春播第一天。六头牛套着盛京铁犁，在田里缓缓行进。犁头是汉斯铁匠坊去年秋天铸的，刃口淬过火，在晨光下泛着暗蓝色的光。牛是本地的矮脚黄牛，肩宽背厚，蹄子大，适合在坡地上走。赶牛的是三个老农，年纪都在五十上下，是盛京最早的一批佃农，从杨亮时代就在这块地上刨食。
杨保禄沿着田埂走过去。田埂是用碎石和夯土垒的，走的人多，已经被踩得坚实，像一条条嵌入大地的灰色带子。他走到最东头的那块地，停下脚步。一个老农正赶着牛转弯，犁头从土里翻出一道深褐色的垄沟，新鲜泥土的气味扑面而来，带着一股潮湿的腥甜。
“杨老爷。”老农看见他，勒住牛缰，想从犁把上腾出一只手来摘帽致敬。
“不用。”杨保禄摆摆手，“犁得深。”
“三寸半。”老农用靴尖踢了踢犁沟边缘，“铁犁头好，吃土深，翻得匀。去年用的还是木犁，只能翻两寸，下面的板土翻不上来，苗根扎不深。”
“今年种子呢？”
“格哈德管事送来的，林登霍夫方向的冬麦种，颗粒饱满，发芽率高。”老农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布袋，抓出一把麦子摊在掌心给杨保禄看。麦粒呈深褐色，每一颗都鼓胀圆润，用指甲掐开，里面露出乳白色的胚芽。
杨保禄抓了几粒，在指尖搓了搓，然后撒回布袋里。“按计划种。甲块地小麦，乙块地大麦，丙块地休耕压青。轮作表挂在仓房里，看不明白就问格哈德或者定军。”
“明白。”老农抖了抖缰绳，牛继续往前走。犁头切入泥土，发出一种沉闷而满足的沙沙声，像大地在吞咽。
杨保禄沿着田埂继续走。他走到一块坡地上，这里地势稍高，可以望见北面的界沟方向。坡顶有一棵老核桃树，是杨亮生前亲手栽的，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树冠撑开一片浓荫，但春天还没长叶，枝条光秃秃地指向天空。
树下站着一个人。是格哈德。
格哈德今年四十五岁，鬓角也白了，但腰板笔直，穿着林登霍夫骑士的软甲，外面罩着一件深褐色羊毛斗篷。他手里拿着一张展开的羊皮纸，正用炭笔在上面勾画什么。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
“杨老爷。”
“在看什么？”
“轮作图。”格哈德把纸递过来。纸上画着盛京城墙外的全部农田分布，分成甲乙丙丁四个大区，每个区里又细分成小块，用不同符号标注今年的作物安排，“林登霍夫那边我也排了类似的表，但土质和这里不同，那边的粘土多，排水差，我打算让他们晚半个月播种，等土温再升一升。”
杨保禄接过图看了看。炭笔线条粗细不一，但布局清楚，每块地的面积、朝向、去年种的什么、今年该种什么，都标得明明白白。图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格哈德自己的笔迹：“第五十一年春播总图，格哈德制。”
“好。”杨保禄把图还给他，“北边呢？诺德海姆的人有没有过界？”
“没有。”格哈德收起图，目光投向北方，“他们一直在碉楼区活动，最多走到界沟北沿，往南看一眼就回去。但...”他顿了顿，“他们在砍树。远瞳哨位报告，说碉楼后面的林子里有人在伐木，已经伐了三天，堆积的木料够搭十座大帐篷。”
“搭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