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拉欣站在跳板上，看着盛京的工人把最后一只玻璃杯匣搬进船舱。他忽然转过身，对杨保禄说：“杨老爷，这次北上，我在马赛和热那亚都听到了你们的名字。有人说阿勒河谷有个‘铁与布的王国’，有人说那里的人掌握着‘魔鬼的机械’。名气大了，眼睛就多。你们要小心。”
“我们一直在小心。”杨保禄说。
“小心还不够。”易卜拉欣压低声音，“洛泰尔和日耳曼人路易在打仗，这你们知道了。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两边都在找铁匠、找硝石、找能造兵器的人。你们的锻锤、你们的铁犁头、你们的漂白粉，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改成军用的东西。如果哪一天，有一支军队站在你们城门外，说‘要么供货，要么攻城’，你们怎么办？”
杨保禄沉默了一会儿。他回头看了一眼城墙。北城墙上的六门铁炮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暗青色的光，炮管指向北方，像六根沉默的手指。
“我们有大炮。”他说。
易卜拉欣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见了城墙上的炮位。他的眉毛挑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一种混合了惊讶和理解的笑。
“原来如此。难怪你们敢拒绝我。”他重新缠了缠头巾，“有大炮，就有话语权。这是好东西，杨老爷。保重。”
他踏上跳板，最后一个走上船。船夫解开缆绳，三角帆调整了角度，借着西北风缓缓驶离码头。船头劈开半融的河冰，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像有人在河面上撒了一把琉璃珠。
杨保禄站在栈桥尽头，没有立刻回去。他身后，小乔治正在指挥工人把硝石桶滚向工坊区，小小乔治搀着老乔治慢慢往栈棚走，祖孙俩的影子在湿木板上拖得很长。老乔治的手杖敲着木板，发出笃笃的响声，节奏和远处铁齿轮的嗡嗡声意外地合拍。
易卜拉欣的船越来越小，船身从四十尺变成一个灰色的点，再变成一个灰白色的句号，最后消失在下游的河弯处。河面上只剩下它犁开的冰道——一道黑色的水痕，夹在两排碎冰之间，像一条被剪开的灰色缎子，慢慢愈合，慢慢消失。
杨保禄的目光从河面移开，转向北岸。
北岸高地的风车还在转。四片布帆在冬末的寒风中缓缓转动，布面已经被一个秋冬的风霜洗得有些发白，边缘起了毛边，但骨架还稳，齿轮还顺。风车的影子投在山坡上，被低斜的冬阳拉得很长，像一朵巨大的花，在风中一张一合。
下游方向，水力工坊的铁齿轮嗡嗡作响。那声音穿过河面，和风车转动的吱呀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二重奏——一个靠水，一个靠风；一个在河谷里，一个在高地上；一个低沉如鼓，一个轻脆如笛。
杨保禄站在两者之间，双脚踩在栈桥的湿木板上，听着这两种声音。他的左边是阿勒河，河水带着残冰向东流去；右边是城墙，六门铁炮在垛口后面沉默地蹲伏。风从他背后吹来，带着上游冰川的寒意和冬末泥土的腥气，把他的羊皮袄吹得贴在背上。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只是站着。码头上的人来来往往，硝石桶滚过石板路发出隆隆声，船工们喊着号子收缆，一只乌鸦从城墙垛口上飞起来，掠过河面，消失在下游的白杨树丛里。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又有什么东西和两年前不同了——那时候易卜拉欣第一次来，盛京只有四门炮，没有风车，没有锻锤，没有三道印。现在盛京有了六门炮，北岸有了风车，铁匠坊有了锻锤，每件货上都有三道钢印。名气大了，眼睛多了，但骨头也更硬了。
河水在船尾搅出的漩涡慢慢平复，碎冰重新聚拢，把那条黑色的水痕填平。北岸的风车还在转，四片布帆在暮色中一明一暗，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守望者。下游的铁齿轮声持续不断，节奏均匀，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黑暗中跳动。
杨保禄转身，沿着栈桥朝内城走去。他的靴子踩在湿木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在数着齿轮的转动周期。在他身后，阿勒河的水继续向东流去，风继续从西边吹来，风车和铁齿轮继续各转各的，把看不见的力量变成磨盘下的面粉，变成铁砧上的犁头，变成一匹一匹穿过织机的细布。
暮色从上游漫过来，把河谷染成深灰色。城墙上的值守火把次第点燃，火光在冬末的寒风中明明灭灭。北岸高地的风车轮廓在渐暗的天光中变成一个巨大的剪影，四片帆臂缓缓转动，像是在向远方告别，又像是在迎接什么。
而那条三角帆的船，此刻已经驶到了下游很远的地方。船上的灰白帆在暮色里变成一个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点，混在河面的薄雾和碎冰之间，即将汇入更宽阔的莱茵河，然后经过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最终消失在通往地中海的漫长水道上。
船上载着十八匹盛京细布和八只盛京玻璃杯。船主是一个穿着深蓝长袍的阿拉伯商人，怀里揣着一只铜算盘，嘴里嚼着一小块从阿勒河谷换来的蜂蜜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