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遥控器，双手撑在桌沿。
“所以，两条常规路径都是不通的。直接禁止不可行，因为市场不会听你的。积极补贴不可持续，因为财政不允许。那么剩下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我今天要向各位汇报的方案——不干预。但不干预不等于不作为。不干预是一种精准的、经过严密设计的、以社会动力学模型为基础的系统性策略。它由三个相互支撑的部分组成。”
他竖起第一根手指。
“第一，削减社会福利——医疗保障不再覆盖排异期心理治疗，失业保险金从十八个月缩减至六个月。理由很充分：财政可持续性。社会福利的初衷是保护最弱势的群体，但当一个社会中，‘弱势’的定义正在被技术重新划分时，旧有的福利框架就会产生错配。那些最需要保护的群体——比如因为拒绝植入而被边缘化的人——在现有的福利体系中得不到有效覆盖，而福利的普惠性意味着有限的财政资源被分散到了所有群体上。削减福利不是目的，是手段——把有限的财政资源从低效的普惠模式中释放出来，转而用于更精准的战略性产业扶持。”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强化市场竞争——取消最低效能保障线，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竞争力需求自行设定效能标准。我们管这叫‘赋权市场’。这个说法的好处是：它不需要解释。你赋予市场权力，市场就会自己找到最优配置。但真正的逻辑比口号更深刻。当企业不再受最低效能保障线的约束时，它们会自发地将资源配置到最高效能的员工身上。这不是企业的错——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任何不这么做的企业都会被竞争对手淘汰。我们只是加速了这个自然过程。而当足够多的企业开始以效能为标准筛选员工时，整个就业市场的门槛就会整体上升。那些无法跟上的人将被自然淘汰。不是被政策淘汰，不是被企业淘汰，是被竞争本身淘汰。”
他竖起第三根手指，然后缓缓收起。
“第三——不干预。我们不强迫任何人植入义体。我们也不保护任何不植入的人。我们只是看着。让房租、学区、医疗费、社保门槛——让生活本身，替我们完成淘汰。”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轻声问：“这和‘不作为’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顾维钧说，“不作为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干预是精确地知道——如果我们不干预，系统会往哪个方向走。不作为是被动的，不干预是主动的。主动选择不干预，是一种经过计算的策略，不是懒惰。”
他翻到最后一页投影。
“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社会演化动力学的基本规律。在任何以竞争为底层逻辑的系统中，末位淘汰不是主动选择，而是数学必然。我们只是不再假装这道数学题可以被人道主义的橡皮擦掉。”
方远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投影幕旁边。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划过，调出了一组方程。
“顾主任从宏观策略上阐述了‘三不’的逻辑。我从技术层面做一个补充——关于为什么‘不干预’在社会动力学意义上是有效的。”
他打开第一组方程。
“在任何严格排序的竞争系统中，尾部淘汰是结构性的，不是偶发性的。我给大家看一个简化数学模型——假设总人口按竞争力呈正态分布，义体化后的生产力乘数作用于高竞争力群体，则GOP年均增长可维持百分之十一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但代价是——”他放大曲线尾部，“底层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相对竞争力将从零点六降至零点二以下。换句话说，他们将彻底无法参与任何有效竞争。”
一名与会者皱眉：“那不就是淘汰？”
“不是淘汰，”方远说，语气平静得像在朗读天气预报，“是让他们自己淘汰自己。我们不需要发文件，不需要下命令，不需要在任何纸面上留下‘淘汰’两个字。我们只需要削弱福利、强化竞争、然后——什么都不做。市场会自己完成剩下的工作。”
他翻到下一组方程。
“从数学上说，这个过程的必然性根植于自然增长的基本性质。e——自然对数的底数——在任何阶数上的导数都等于自身。这意味着，自然增长本身就包含自然淘汰。不是有人在作恶，是无人在为任何人负责。我们只是把社会调整为更接近自然状态的模式。这不是价值判断，是数学描述。”
他关掉投影，补充了最后一句话。
“如果各位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在不引发动荡的前提下维持国家竞争力增长，那么不干预是目前已知的最优解。它不仅是最优的，从长期来看，也是唯一的——因为其他所有方案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持续投入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
方远坐下之后，孙正第一次开口。
他年近六十，在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坐了十几年，经历过四届政府、无数场比今天更激烈的争论。他的声音很低，语速很慢，带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