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醒在周例会上听完苏黛的进度简报后没有追问黄卡和蓝卡的细节。他让苏黛把九张卡片从白板上取下来，然后问了一个让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放下笔的问题：“生态合作基金的首期投放证明了一套独立的评审治理机制可以运转。但这套机制目前只复盖了外部生态项目的资金分配。未来科技内部的技术研发决策——从芯片架构选型到产线工艺改进到补天工具链的版本迭代——资源分配权和优先级裁定权仍然集中在少数人的桌上。如果这少数人某一天不在这张桌子旁边，机制还能不能继续运转？”
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林薇最先打破了沉默。她翻开笔记本，上面有她在天权6号样片回片后两周内写的一份观察记录。记录的内核是一个她称之为“研发决策单点依赖”的问题：天权产品线的架构方向由章宸和她共同决定，补天工具链的迭代节奏由章宸和张京京决定，产线工艺改进的技术路线由梁志远和老韩决定，预调度模型的优化方向由赵静决定。每一个关键决策节点上都站着一个人，而不是一套制度。
“单点依赖的风险在天权6号样片评审会上已经暴露过一次。”林薇说，“章宸把评审会变成了决策终点，陈醒在评审意见上写下‘已知可控’批准流片。那一次决策结果是正确的——但过程依赖于两个人的判断力。如果换一批人坐在同样的位置上，面对同样不完整的信息，决策质量能不能被制度化地保证？”
章宸接过林薇的话头，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切口：“补天V1发布后的协作层数据已经回来了。三家添加协作层的独立设计企业在一个月内提交了超过四百份使用数据反馈和缺陷报告。这些反馈的质量很高，但补天工具链的迭代优先级仍然是张京京和我在每周碰一次头定的。四百分外部反馈如何被系统地纳入迭代决策，外部协作者能不能参与迭代优先级的讨论——这套流程在补天工具链的开放分层方案里写得不清楚。”
“问题不在补天。”张京京的声音从视频接入端传来，背景是补天高校团队联合工作室的开放式工位，“问题在于未来科技内部的所有研发项目——从芯片到工具链到产线调度算法——都没有一套统一的研发治理框架。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决策方式，有的靠周例会，有的靠技术负责人的直觉，有的靠客户反馈邮件。四百份反馈我能处理，但补天V1的共建层一旦开放，源码访问权限一旦交给外部共建方，迭代决策就不能再靠我一个人翻邮件来决定。”
周明从法务风控的角度切入。他调出了产业链弹性风险台帐的最新版本，四十七个高风险项中有十一个项的根因被标注为“决策流程不透明”或“技术路线依赖单一个体判断”。“风险台帐反映的不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决策机制脆弱。火龙联盟全面制裁的时间窗口还在收窄——实体清单随时可能落地，代工信道随时可能被切断。如果制裁在某个凌晨突然宣布，而那个凌晨负责关键决策的人恰好联系不上，十二个月的准备可能毁在一个电话没打通上。”
陈醒在会议桌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他把苏黛取下的九张项目进度卡重新排列，在卡片围成的中心局域画了一个方框，框内写了四个字：“研发治理框架”。然后他沿着方框的外围画了六个圆圈，分别标注着：芯片设计、工具链、制造工艺、AI平台、生态运营、前沿研究。六条线从方框连接到六个圆圈，每一条在线都标注着一个问题：“资源分配权如何归属？决策优先级如何裁定？外部参与者如何进入决策流程？决策记录如何留痕并被审计？”
“生态合作基金把外部生态项目的资源分配权交了出去。”陈醒指着方框和六个圆圈说，“现在要把内部研发的资源分配权和决策优先级裁定权也关进同一套制度笼子里。这不是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信任这些人在各自领域里的判断力，才要把他们的判断力从个人习惯变成组织记忆。让他们做的每一个技术决策都能被后来者追朔、理解、复盘，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被推翻。”
他在白板上写下三条原则。第一，所有研发项目的资源分配和优先级裁定，从“人治”转向“规则治”——预算审批、人力调配、技术路线变更，全部纳入统一的研发治理委员会评审机制。第二，研发治理委员会由各技术板块负责人和外部技术顾问共同组成，外部顾问不低于两人，从星环学术委员会和补天高校团队中遴选，拥有完整表决权。第三，所有技术决策记录——包括不同意见和反对理由——全部留痕，纳入天枢OS数据治理框架下的研发决策审计模块，每半年度由独立审计机构进行合规审查。
“这套研发治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