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殿还是老样子，火炕凉透了，殿角堆著的樟木箱子敞着盖，绣金的缎面从箱盖缝里露出来。墙上挂著的牛角弓和鹿皮箭囊落了厚厚一层灰。唯一的改变是殿中央那张松木长桌上多了一样东西——那枚新铸的辽王金印，用明黄缎子包著，搁在长桌正中央。金印不大，比经略府的大印小了一圈，印纽上刻着一只蹲伏的虎，虎眼用朱砂点过，在日光下红得像两滴血。印面上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大明辽王金印”六个字。
长桌四周坐满了人。杜松坐在西侧，斩马刀靠在殿柱上，豹眼里精光未减；刘綎坐在南侧，大刀横在膝上，刀刃上新添的几道缺口还没磨平；马林坐在北侧，算盘搁在面前，烟袋锅叼在嘴角，烟已经灭了；李如柏从辽阳赶来，坐在东侧最靠门的位置，身上还穿着从辽阳出发时那件铁青色的山文甲，甲片上沾著一路上的风尘。再往下是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阿济格——四人分坐两侧，面前各放著一摞刚译好的满文告示和屯垦进度表。各旗牛录额真们坐在最下首，有人坐得笔直，有人把腰弯得很低，但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桌上那枚金印。
杨昭坐在长桌东首，把长剑连鞘搁在手边。他面前的桌面上铺着一张从马林辎重车上领来的大幅宣纸，纸上已经用炭笔画好了辽东全境的草图——西起山海关，东至长白山，北抵黑龙江，南到渤海湾。每一座城池、每一条驿道、每一处关隘都用炭笔标注得清清楚楚。这张草图是他昨天晚上借着烛光画的，画废了三四张纸才最后定稿。
“辽王的金印今天到了。”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殿里每个人耳朵里，“这枚金印是朝廷给的，但建州不是朝廷打下来的——是在座诸位用命拼下来的。从萨尔浒到界凡山，从浑河渡口到赫图阿拉，每一仗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钱粮，马总兵的账册上记着，我心里也记着。金印搁在这里，不是让我一个人说了算，是让辽东的事有个最后拍板的人。今天请诸位来，就是要把辽东以后怎么走，一条一条理清楚。”
他拿起炭笔，在图的最上方写了四个字：施政纲领。
“先说不做什么。”他用炭笔在纸上画了四条粗杠，每画一条就念一条，“第一，不扰民。降兵已编入军屯，降寨已登记入户，百姓刚刚从战火里缓过来，不能再折腾。第二，不滥赏。朝廷的赏银有定额，战利品清点清楚之后按功分配，谁多拿了一两银子，谁就把自己的功名赔进去。第三，不株连。努尔哈赤造反是他一个人的事，女真百姓没造反。降兵营里不许再追究谁以前跟着努尔哈赤打过哪一仗——过去的账翻篇了。第四，不空谈。今天议的每一条，都要落到纸上、落到人头上、落到地面上。谁负责哪一块，多长时间办成，办不成怎么办——全写清楚。”
殿里沉默了一瞬。马林把烟袋锅从嘴里拿下来，在桌沿上磕了磕烟灰，重新叼回去。他是管账的，最烦的就是空谈——杨昭这四条“不”，每一条都砸在他心坎上。杜松把斩马刀往殿柱上蹭了蹭，豹眼里闪著赞许的光。刘綎把大刀从膝盖上拿起来搁在桌边，用粗壮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说得好。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空头支票。”
杨昭把炭笔移到图的下方，开始写第二段。
“再说做什么。”他一边写一边念，“总纲八个字：整军、治吏、安民、通商。军要整——仗打完了，兵不能散。六万关宁铁骑、川军、宣府兵，合在一起是辽东最大的武力，但也是辽东最大的开销。各营收拢之后要重新编伍，老弱裁汰，精锐留营，编余的编入军屯。吏要治——辽东各镇知府、知县、兵备道、卫指挥使，哪些留任，哪些调离，哪些降职，要有一个章程。民要安——建州女真百姓按丁授田，三年免赋；关内流民愿意来辽东垦荒的，给地给种子给口粮，三年免赋。商要通——辽东产马、产皮、产人参、产东珠，以前战乱商路断了，现在仗打完了，商路要重新打通。在辽东搞钱，靠的是贸易不是赋税，把商路通了，把商税降下来，商人自己就会把银子送来。”
马林忍不住开口打断了他：“把商税降下来？这笔账老夫得先算算。辽东各镇田赋盐课岁入拢共不过十几万两，如果再把商税也降了，岁入可能会跌到谷底。朝廷拨辽饷一年八十万两，顶多再拨一两年。一两年之后我们自己搞不到钱，辽东还得靠朝廷输血。”
“不靠朝廷输血。”杨昭把炭笔搁下，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被烟火熏黄的舆图前，用手指在辽东长城的走向上画了一道线，“辽东有一样东西是关内没有的——地利。辽东产马、产铁、产盐、产皮、产药材、产东珠。以前战乱，这些东西运不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敢来买。现在仗打完了，把商路重新打通——从赫图阿拉走鸦鹘关到辽阳，从辽阳走海路到登州、天津，一条线。从沈阳走辽西走廊到山海关入关，另一条线。两条商路，一条水陆，一条陆路，把辽东的货卖出去，把关内的货引进来。商税收多少？三十税一。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