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房地产，另外的两座大山，一座是教育培训，另外一座是医疗费用。
这三座大山，房地产是国人“家”的成本，教育培训是国人“孩”的成本，而医疗费用，则是国人“活”的成本，对于国人而言，变成了新时代的“刚需”，严重挤压了其它产业的消费，使得经济呈现了一定的畸形。
她对主席感叹说：“国家本来就建好了基础教育的体系，但是中国人高度重视孩子的职业竞争优势，害怕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于是在学校正常教育之外，用花费大钱的培训补课，填充了孩子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这座大山，后来被国家拆了，通过法律强制，让主课方面的补习，基本烟消云散，剩下的不过是文艺、体育之类的特长培训。”
主席感兴趣地问：“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李思华回答：“本质上，这是国内能提供的高薪职业太少，而优秀的竞争者太多，家长为了孩子未来的竞争力，而在压力之下，做出的经济选择。”
她摇了摇头，开始说最后的医疗费用问题：
“医疗费用问题，当然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无论是医疗还是药物的费用，都变得越来越高。成本升高的成因非常复杂，有医药集团的推动，有医院牟利的需求，还有整个医疗的利益体系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机构和个人。”
“主席您知道，医疗其实是一种刚需，就像粮食，如果国家不能控制，纯粹地市场化、商业化，那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费用节节升高，根本无法避免，她穿越前美国的医疗相关产业和费用，已经高达美国GDP的15%，这让美国都不堪重负，历任总统选举，医疗都是一个尖锐的大问题。”
“房地产、教育培训和医疗，就是她前世所谓的三座大山。一个普通的家庭，如果这三座大山凑齐了，那么夫妻两人收入的70%~80%，都可能要消耗在上面，还谈什么其它消费呢？而且对于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社会浮躁、焦躁的情绪流行。更底层没有这些消费能力的，就只有躺平，变得所谓的低欲望，社会的活力，就被扭曲了。”
她想到了自己的前世，真是有点不堪回首。她对主席说：
“您不知道，我前世也买不起房。”
主席诧异地笑了：“你一个军官，都读到博士了，还买不起房？”
李思华感慨地回答：“我读的学校就是在重庆，读博士的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了，我挺喜欢重庆的，想着要是以后退役了，最好有套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有点想买房，可是2020年的重庆市区，我一个普通军官，哪里买得起呢？当然如果在偏远的郊区，咬咬牙还是能付得起首付，不过自己觉得没意思，就算了。反正是军人，跟着部队走，总有宿舍住。”
主席的神色变得有点严峻：“你一个校级军官，都买不起房，这个房价，确实是很贵了。”
李思华点点头：“所以在这个时空，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整体来看，教育培训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前世拆了这个行业，号称有1400万人失业，但毕竟也撑下来了。所以提前的法律法规，就可以预防这个问题。”
“比较头疼的是房地产和医疗问题。”
“在这个时空不要说很远的未来，单单预计到1965年~1970年，我国的人口就可能超过10亿，假设届时的城市人口是4亿，那么至少就是1亿个家庭以上。如果全部是政府建筑房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得起。政府能建成一部分廉租房之类的过渡房屋，提供给新入城市者临时居住，就已经不错了。”
“城市不是乡寨，乡寨以平房为主，土地、木材、打基础的成本都很低，主要成本就是水泥，就连人工都由合作社依靠互助解决了。所以建房的难度很小，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但城市就完全两样了。”
“在城市，一个根本的原则是，我们要不要通过控制土地的价格，来为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的资本？我认为，政府通过房地产来获得资本，是必然的，否则地方财政不足，但是通过抬高地价的方法，则不可取。”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前世国家选择类似香港的房地产政策，从“居者有其屋”的角度看，这个模式是远远不如新加坡的“组屋”模式的。可是为什么还是用香港模式呢？一言以概之，因为缺乏资本。”
“新加坡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国家，所以自筹资本，以建屋局的模式，政府来修筑绝大部分的房屋，是做得到的，然后再将之出售给居民。相应的，我原时空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时代，国家是缺乏资本的，而且在大部分行业市场化了以后，建筑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不可能按照新加坡的模式。”
“但在我们的时空，资本的问题有所改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主要参考新加坡组屋模式。”
“我的设想是，中央设立建屋总局，在各地方城市设立建屋分局，根据规划，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