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民族问题。
这个问题，主席没等李思华阐述，就笑着说：“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思想，对于党内的同志们，思想冲击是很大的。原来很多人是相信民族自立自决的，现在就不一定啰。”
李思华有点不好意思，说道：“那是同志们原来没有朝这样的方向想。我是因为一早就觉得，不能放弃东南亚，因此一直在这方面研究。”
她接着说，她认为要解决民族问题，第一个角度，是要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让自身拥有对民族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第二个角度，是要从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出发，从解放底层人民的使命出发。
所以她建议，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体原则是：
“从历史和文明的起源看，亚洲诸多的“民族”，几乎都是从祁连山到阴山的“昆仑”发祥地，走出来的部族，都是中华民族的苗裔，现代东亚各种“民族”的表象不同，只不过是部族不同的发展历史，所赋予的时光印记。例如东南亚各部族，就是从大陆西南，逐渐南迁的各种部族。”
“凡属中华部族苗裔，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除非你自己不承认。不过那些不承认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分子，又算什么呢？他们没有资格绑架整个部族的人口，同意和支持他们的独立企图。”
“中华民族内部，一律平等，没有优待，也绝对禁止歧视。国家对于边疆地区，会有一定的支持和优待，但那是对于贫困区域的所有人民的，不会对于某个部族特意偏颇。”
“普通话国语，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字和语言。所谓的少数民族语言，一律视为对国语的“注音符号”，不被视为语言，也不会刻意去推广。所有儿童，教育的一开始，就必须以普通话国语，作为教育基础，至于那些注音符号，在教育系统内除了研究者外，不纳入教育内容。”
“对于有独立倾向的这些部族的上层，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以严厉镇压、坚决消灭为主。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目标同样是，坚决消灭上层剥削食利阶层，解放底层人民，他们将享有未来作为新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民族自治，所谓自治，不就是维持原来的统治架构吗？上层还是那个对我们离心离德的上层，下层还是被这些上层统治，愚昧甚至被煽动仇视我们。如果这样做，那我们究竟是在干什么？是东郭先生呢？还是自欺欺人呢？”
“我认为建国后，我们需要实施民族大混居政策，各地居民广泛地异地移民安置。二十年中，要彻底地打破所谓的本乡本土的地方主义思维。人口流动起来，才能开阔眼界，学到本领和见识，从而能够进步和学习，一辈子呆在一个小地方，傻乎乎地敌视外人，那就是一个个的井底之蛙。”
主席基本赞同李思华的构想。他指出，如果要在国内消弭民族差别和意识，必然也是长期的斗争，甚至伴随着独立势力的反抗，鲜血恐怕是少不了的。
所以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一定要彻底动员起各部族的底层人民，通过乡寨组织、流动民兵以及其它形式，将他们从原部族上层的统治中剥离开来，融入到另一个大集体，真正人民群众的大集体。当他们体会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与以前的生活有多大差别的时候，所谓的“民族意识”，也就淡化了，更多的，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
接下来是法律与司法问题。
李思华对法律和司法的重视，尤其是以“事实正义”为基础，坚决反对“形式正义”的司法逻辑，在根据地非常有名，主席等同志也都有所耳闻，甚至研究学习过。主席个人是非常赞同的，他素来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在他看来，李思华的“事实正义”，正好是贯彻了他相关的思想主张。
李思华笑着说：“我这些思想，本来就是前世受到您思想的影响。”
主席哈哈地笑了：“那我们现在，算是相互夸奖，相互吹捧。”
笑过之后，李思华阐述了对司法其它问题的一些想法：
“司法，在任何国家都得到高度重视，西方国家是立法、司法与行政号称三权，美国律师界的势力和影响之大，导致她前世，美国的总统大都数都是律师出身。在我国古代，刑部、大理寺等，都是国家重要的“柱石”部门。”
“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国家的日常权威体现在法律，司法就是法律权威体现的具体“变现”。人民群众感受和认同国家的权威，最重要的也是司法公正。”
“因此，司法的重要性非常高，其实超出了常规地方部门的程度。从前世来看，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是地方政府管理的，这造成很多弊端。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施的手段；有的则成为地方政府主官体现意志的手段。”
“既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将司法权从政府行政权中剥离开来，即法院、检察院、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