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墒后的土地，像个刚刚苏醒、却依旧虚弱的病人，表面一层湿气很快就被干冷的春风吹散，露出底下依旧板结、贫瘠的真相。天空是那种初春常见的、不尴不尬的灰蓝色，太阳偶尔露脸，也是白晃晃的，没什么温度。风不大，却带着一种能抽干水汽的、尖利的干燥。空气里弥漫着泥土苏醒特有的、微腥的气息，但这气息里，也掺杂着令人不安的、挥之不去的干渴意味。
李远蹲在试验田那几簇“界石”旁，手里拿着一个用旧瓦罐改造成的、粗糙的“取土器”——其实就是把罐底敲掉，留下一个圆筒，边缘磨得尽量锋利些。他选定了一株“小和尚头”和一株“老红芒”幸存株的旁边，先用小铲子清理掉地表的浮土和杂物，然后将瓦罐圆筒用力、尽量垂直地旋入土中。冻土虽化，依然板结，他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额角青筋凸起，手臂的旧伤处传来隐隐的酸痛，才将圆筒压入约莫十厘米深。然后用小铲子小心地挖开周围的土，将圆筒连同里面圆柱状的土柱一起取了出来。
土柱很完整，能清晰地看到分层：表层约两厘米是深褐色的、相对湿润的土；往下颜色迅速变浅，成为灰黄色，质地坚硬，几乎捏不出水分。这就是陈志信里说的“用土钻取土”，他这瓦罐圆筒，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土钻”。
他小心翼翼地将土柱倒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旧报纸上，尽量避免散碎。然后，从怀里掏出那杆家里用了多年、秤砣都生锈的破杆秤。秤盘是娘补衣裳用的旧木盘，他用刀刮干净了。他先将空木盘放在秤上，用一块差不多重的石头当“砝码”，将秤杆大致调平（其实也平不了，只是估个大概）。然后，将报纸上的湿土小心地拨入木盘，再次称重。减去木盘的大致重量，就是湿土的重量。他再将这盘土端回家，放在灶膛边（那里有些微余温，但不敢太近，怕烤干过头），准备晾上一两天，再称干重。两次重量之差，就是土壤水分的重量，除以干土重，就能算出大概的土壤含水量。
这个过程极其笨拙，误差大得可能毫无意义。秤不准，取土深度不一致，晾干条件无法精确控制……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让结果谬以千里。但李远做得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他知道，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他能做到的、最接近“科学测量”的方式了。重要的或许不是绝对数值的精确，而是通过这种重复的、有意识的测量过程，建立起对土壤水分“变化”的初步感知，并尝试将这种感知与“界石”苗的生长变化联系起来。
他将第一次称得的湿土重，用铅笔歪歪扭扭地记在那本深蓝色笔记的新页上，旁边标注了取土位置（“小和尚头甲株旁，深10c）、日期、天气。然后，在另一页，他为这株“小和尚头甲”建立了一份简单的“个体追踪档案”，记录下它今天的形态：株高（几乎贴着地，忽略），叶片数（约5片，全部紧卷），叶色（灰绿带锈斑），并画了极其简陋的形态示意图。
做完这些，他直起酸痛的腰，望向远处自家院墙的方向。爹正在那里，用锄头极其缓慢、仔细地松着自留地边角的土，那正是移栽“老红芒”的地方。爹的“保墒”作业，比他这“量水”看起来更“实在”，也更符合农时。但李远知道，爹那缓慢的、一下一下的浅锄，和他这笨拙的、误差巨大的称重，本质上在做着同一件事——试图理解和应对这片土地的干渴，只是方式不同，一个凭借千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一个试图借用陌生的、量化的“尺子”。
接下来几天，他重复着这个笨拙的“量水”工作。在几簇“界石”旁分别取土，称重，记录。同时，也开始尝试陈志信里提到的“简易覆盖”。他找了些碎麦草、枯树叶，甚至几块破瓦片，分别覆盖在部分“界石”苗的周围，设下不覆盖的对照。他想看看，这层薄薄的覆盖，能否真的减缓土壤水分的散失，又能否对苗的返青产生哪怕一丝一毫可见的影响。
这个“试验”同样简陋得可笑。覆盖物厚薄不一，会被风吹走，也可能引来虫子。但他还是做了。因为这是他将“科学思路”付诸实践的第一步，无论多么蹩脚，他必须迈出去。他给每个覆盖处理也做了标记，计划定期检查覆盖下土壤的湿度和温度（用手感知）变化。
刘老蔫对他这些“古怪”举动，从最初的茫然，到渐渐好奇。老人不再只是问“活了没”，开始会蹲在旁边看，看李远费劲地旋瓦罐，看他把土倒来倒去，看他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远子，你这……这是在称土的份量？”刘老蔫终于忍不住问。
“嗯，刘叔。想看看地底下还剩多少湿气。”李远解释，“也看看，盖点草，能不能把这点湿气多留几天。”
刘老蔫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混浊的眼睛看着那些覆盖了碎草的“界石”苗，又看看旁边裸露的土地，若有所思：“是这个理儿……冬天雪盖着地，地就不那么干。你这草，是人工的‘雪’？”
“人工的‘雪’”。这个比喻让李远心头一动。朴素的智慧，总能以最直白的方式，触及事物的核心。他点点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