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彻底化净之后，土地露出了它最本真、也最残酷的冬季面容。灰黄，干硬，板结。一脚踩上去，不再有夏日雨后那种松软下陷的感觉，而是像踩在冻僵的、粗糙的兽皮上，发出“咔咔”的、令人牙酸的脆响。风依旧利得像刀子，只是少了雪花的润饰，变得更加干燥、粗粝，卷着尘土和细小的沙砾，抽打在脸上，生疼。天空大多数时候是一种浑浊的、了无生机的铅灰色，偶尔有惨淡的日头露出来，也像块巨大的、冰冷的毛玻璃，透下的光没有一丝暖意。
试验田里，那几簇被李远标记为“界石”的“小和尚头”和“老红芒”，依然保持着它们雪后的模样，紧贴着冰冷的地面，灰绿色的叶片在寒风中纹丝不动，仿佛已经与这片冻土融为一体，成了大地本身的一部分。只有凑得极近，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那点微弱的生命迹象——叶片的蜷缩形态极其稳定，没有继续恶化；茎秆基部与土壤接触的地方，颜色似乎比周围的冻土略深一点点，那是极其微弱的呼吸和水分交换的痕迹？
李远几乎每天都会去田里。不再是之前那种焦灼的、充满目的性的观察，而是一种近乎仪式般的、沉默的巡视。他穿着那身最破旧的棉袄，袖口和下摆都磨得发亮，在萧瑟的田野里，像个移动的、灰色的土块。他不再带记录本，也不带锄头，只是空着手，慢慢地走，慢慢地看。
他会先在那几簇“界石”旁蹲下，有时一蹲就是小半个时辰。不记录，只是看。看叶片边缘有没有新的冻伤，看茎秆有没有被风吹歪，看周围土壤的干裂程度。他甚至会用手，极其小心地，在距离植株一尺远的地方，抠起一小块冻土，放在掌心，用体温慢慢焐着，看它化开后的颜色和质地。泥土冰冷刺骨，冻得他手指发麻，但他似乎感觉不到。他只是在“感觉”，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试图与这片土地，与这几株挣扎的生命，建立某种无需言语的、沉默的“对话”。
“重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放弃”开始的。放弃了复杂的试验设计，放弃了“出成果”的急切，甚至暂时放弃了用科学术语去“解释”的企图。他只是回到最初，回到一个农人最本能的、对土地和庄稼的“看顾”与“感知”。只不过，他的“看顾”里，多了几分从省城带来的、更加审慎和细致的目光；他的“感知”，也试图与那些沉睡在笔记和记忆里的知识碎片，产生极其微弱的、若有若无的勾连。
他发现，那几株“老红芒”的状态确实比“小和尚头”更令人担忧。它们的叶片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近乎灰白的黄绿色，萎蔫得更加厉害，似乎随时会彻底干枯。这验证了他之前的观察，也让他更加困惑。同样经历过干旱、风雪，“老红芒”的耐旱性在理论上不差，为何实际表现似乎不如“小和尚头”坚韧？是因为品种特性差异，还是因为移栽后的恢复基础本就不同？他没有答案，只是将这个困惑记在心里。
他也开始注意试验田周围的环境。风从哪个方向来，最烈？阳光在一天中，哪些时段能勉强照到“界石”区域？田边沟渠里残留的冰，融化的速度如何？这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在他眼里，都成了构成“界石”生存微环境的一部分。他开始明白，高教授说的“田间试验抗干扰能力差”，不仅仅指鼠雀人祸，更是指这土地自身复杂、多变、难以完全掌控的“脾气”。
在家的时候，他不再整日对着笔记和教材发呆。他开始整理从省城带回来的东西。教材按照与当前关注点的相关性，重新排列。笔记上那些“土洋结合”的记录，被他用另一种颜色的笔，在旁边加注了新的、更朴素的疑问和联想。比如，在关于“小和尚头”耐旱的描述旁，他写道：“雪后土表干裂，但其根际土似微潮？是自身保水，还是根系在冻土下有微弱活动？”在“老红芒”状态差的记录旁，他写：“叶片萎蔫，是冻害？是缺水？还是二者叠加？开春若回暖，能否恢复？”
整理这些，不是为了完成作业，也不是为了向谁汇报，更像是他自己在理清思绪，在失败和寒冬的双重困境中，为自己搭建一个不至于完全坍塌的、内在的秩序。这个秩序的核心，就是那几簇沉默的“界石”。
爹李老实对他的变化，似乎有所察觉。老人不再只是沉默地注视，开始用行动参与这种沉默的“冬耘”。他会比李远更早出门，去自家那块巴掌大的自留地“看看”，回来时，有时会带回几块冻得硬邦邦的土坷垃，放在院子里太阳稍好的地方，看它们慢慢化开，然后用手捏碎，看看里面的墒情。有时，他会在吃饭时，看似不经意地说一句：“今儿风是东北向，刮得邪乎。”或者，“东头老河沟背阴处的冰，还没开。”
李远明白，爹在用他的方式，分享着对土地的感知，也在用一种不打扰的、默许的姿态，支持着他这份看似“无用”、甚至有些“魔怔”的、在冬天“折腾”土地的行为。这种沉默的支持，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它让李远觉得，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至少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有人理解（哪怕不完全懂）他这份与土地“较劲”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