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下起了小雨，雨丝在路灯下细密地飘着，把院子里的石板路打湿了一层。
她站在门廊下，抱着胳膊，看着我发动车子。
“这么急着走？我家有啥把你吓成这样？”刘畅调侃我说。
“有你。”我随口回了一句。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问我：“那你现在去哪儿？”
“回大安。”
我发动了车子，“李建军那边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我得回去跟他汇报一下刘家锚点的情况，然后去查京都的第二处锚点。”
“不用查了。”刘畅说，“我爸刚才跟我说了，他记得那幅地图上京都两个点的大概位置，一个是我们家，另一个是在城北——老教堂。”
“老教堂？”我眉头皱起。
刘畅解释说：“就是京都最老的那座天主教堂，清末的时候建的，现在还在用。
“我爸说，他小时候看过地图，上面标的位置，就是城北的那座教堂。”
“知道了。”
我打开车灯，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摆动，将细密的雨丝刮成两道弧线。
“我跟你一起去。”刘畅忽然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系上安全带，动作一气呵成，“你不用劝我，因为劝我也没用。
“而且老教堂那边我熟，里面的神父我也认识，可以帮你要到地下室的钥匙。”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很坚定，似乎成长了不少。
“安全带系好。”我说。
刘畅抿嘴笑了笑，把安全带拉过来扣上。
车子驶出刘家大门，拐上湿漉漉的街道，朝着城北的方向驶去。
雨越下越大，车灯照亮的范围里，路面上已经积起了一层薄薄的水膜。
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两排水花。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刘家宅子，它在大雨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二楼那扇被封死的窗户像一个沉默的眼睛，在雨幕中目送我们离开。
老教堂在城北一条很不起眼的巷子里。
说是巷子，其实两边全是九十年代盖起来的居民楼，外墙的瓷砖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水泥。
教堂就夹在两栋居民楼中间，如果不是刘畅提前指了路，我大概率会一脚油门直接开过去。
“就是这。”刘畅指了指那扇黑漆漆的铁门。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
雨已经小了一些，但还在淅淅沥沥地下。
教堂的铁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大锁，锁眼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了，看起来很久没人动过。
铁门旁边是一扇小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
“那个神父叫什么？”我问刘畅。
“安德烈神父，是个意大利人，在这边待了快二十年了。
“我小时候跟我奶奶来做礼拜，每次都是他主持的。
“他人很好，就是中文说得不太利索。”
刘畅推开车门，撑起一把伞，等我也下了车，才往那扇小门走去。
推开小门，一股老教堂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
不是霉味，是蜡烛、旧木头和香炉灰混在一起的那种气味，干燥而沉静。
教堂里的长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圣坛上点着一排蜡烛，火苗在穿堂风里微微晃动。
一个穿着黑色神父袍的老人正跪在第一排长椅前祈祷，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先是看了刘畅一眼，然后目光落在我身上，停了好几秒。
“刘畅？”他的中文带着很浓的意大利口音，但语气很温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他站起来，走到我们面前，借着烛光打量了我一眼。
他大概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但腰背挺得很直，一双眼睛在烛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安德烈神父，这是我朋友张凡。”刘畅说，“我们想看看教堂的地下室。”
安德烈神父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没有回答，而是转过身去，走到圣坛前，把手里那本已经翻得卷了边的圣经放在烛台旁边，然后背对着我们说：“你们不是第一批来问地下室的人。”
“还有谁来过？”我问。
神父回答：“上个月，有两个人来，说是文物局的，想考察教堂的老建筑结构。
“我让他们进去了，但他们进去之后不到半小时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再往前推三年，也有一个人来过，半夜来的，没走正门，从后院的窗户翻进去的。
“第二天我发现地下室的锁被人撬了，但里面的东西一样没少。
“那个人不是来偷东西的，他是来找东西的。”
我问：“他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