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那家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银行流水、涉案人员信息，加起来厚厚一摞。
他看得很快，但每一个数字都记在了脑子里。不是他记性好，是这些年养成的习惯。看一遍，记不住，看两遍。两遍记不住，看三遍。三遍还记不住，就抄下来。抄下来，就不会忘。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他没有开灯，办公室里的光源只有桌上的台灯。橘黄色的光照在那些A4纸上，把黑色的数字照得发亮。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不是那些数字，是画面。
青江县信访局的那间办公室，水磨石地面，墙上贴着褪色的标语，陶然坐在他对面，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两个人之间散开。
“你把这个戳盖上去了，就要负责到底。”
那是他到青江县的第一天。陶然说的第一句话。他记了十八年。陶然已经退休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去年他回榕城出差，去看了陶然。陶然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本《古文观止》，戴着老花镜，看得入神。
他叫了一声“陶局长”，陶然抬起头，看了他好几秒才认出他。
“陈正明？你回来了？”
“回来了。来看看您。”
陶然把书放下，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他。“瘦了。白了。不是白头发，是脸白。脸白，是操心操的。你在汉东，操心的事多。”
“不多。习惯了。”
陶然笑了，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习惯就好。不习惯，就睡不着。睡不着，就撑不住。撑不住，就倒了。你不能倒。你倒了，那些案子就没人办了。”
他坐了一个小时，聊了聊过去的事，聊了聊现在的事。走的时候，陶然送他到门口，没有说“保重”，只说了一句“你走好”。
他走了，没有回头。他知道陶然在看他，看他走远，看他消失在巷口。他不会回头，回头了，就走不动了。
他睁开眼睛，从帆布包里摸出一样东西。一枚硬币，五角的，铜黄色的，边缘已经磨得发亮。这枚硬币是他从青江县带来的。
不是特意带的，是某一天在信访局门口的小卖部买矿泉水，找零时收到的。他随手塞进帆布包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后来翻包的时候看到了，没有扔掉，留着了。
留着，是个念想。提醒他，他是从青江县来的。从最基层来的。从最苦的地方来的。从最被人看不起的信访局来的。
他握着那枚硬币，想起了王守一。八里河派出所的老所长，站在派出所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手里夹着一根烟，问他“你这样的人，分到青江县来？”他说组织分配的。王守一说“别装了，我知道你是被发配的”。他没有解释，王守一也没有再问。
王守一退休后去了省城，跟儿子住。他打电话过去，王守一接的，声音还是那么大。“陈正明？你小子还记得我？”他说“记得”。
王守一说“记得就好。记得就说明你还没忘本。不忘本的人，不会走错路。”他说“不会走错的”。王守一说“走错了也没关系，回头就是。回头了，还是好人。”他问王守一身体怎么样，王守一说“还行，死不了。死了也没关系，活了这么大岁数，够本了。”
他把硬币放在桌上，翻了个面。背面是国徽，国徽下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这几个字，他从小学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的含义，是在绿藤市纪委。赵达声站在办公室窗前，背对着他，说“做对的事，比做站队的事活得久”。他记住了，活到了现在。
赵达声被调去省文史馆后，他去看过他。赵达声瘦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好。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资治通鉴》，手里握着一支毛笔，在练字。他写了四个字——“秉公执纪”。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刻在石头上的。
“赵书记，您还在练字？”
“练。不练，手就生了。手生了，心也生了。心生，就忘了自己是谁。不能忘。”
他站在旁边，看赵达声把四个字写完，放在一边。赵达声抬起头，看着他。“陈正明，你在汉东的事，我听说了。办得好。不是办得好，是办得对。对的事，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人的人，办不成事。你办成了，说明你不怕。不怕，就能一直办下去。”
“赵书记，您说对的事。什么是对的事？”
“对得起良心的事，对得起法律的事，对得起老百姓的事。三件事，一件都不能少。少一件，就不是对的事。”
他把硬币握在手心里，想起了江东市检察院的高剑。高剑送他搪瓷缸子的时候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他当时不理解，后来理解了。正义看不见，是因为程序不透明。程序透明了，正义就看见了。看见了，老百姓就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