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已经退休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他打电话过去，高剑说“种地好，种地不用操心。不像你，天天操心。操心老得快，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他说“早就白了”。高剑说“白了就白了，别染。染了就不是自己了。自己是白的，就白着。自己是黑的，就黑着。别装。”
他笑了。高剑也笑了。笑完了，挂了电话。
他把硬币翻过来，又翻过去。想起了河昌市公安局的秦川。秦川站在办公室里，手里夹着一根烟，说“我师父的案子，我等了六年。六年，头发白了，眼睛花了，但案子没破。
我没放弃，是因为我不能放弃。放弃了，我师父就白死了。”他帮秦川查了，查到了张克寒，击毙了。秦川在他师父的坟前烧了那张照片，哭了。哭完了，站起来，拍拍土，走了。
秦川后来调到了省厅，当了刑侦总队的副总队长。他打电话恭喜，秦川说“恭喜什么？升官了，案子还是那么多。案子多，人就累。累，就不想升官。不想升，也得升。
组织让你升，你不升，就是不识抬举。我不识抬举，就升不了。升不了，就办不了大案。办不了大案，就对不起我师父。”他说你师父不会怪你。秦川说“我知道。但我不能原谅自己。”
他握着硬币，想起了京海市的安欣。安欣站在公安局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头发花白，乱糟糟的，像一个鸟窝。他说“安欣，你的枪找到了”。
安欣没有笑，也没有哭。他说“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能告慰师父了”。他说你师父会看到的。安欣说“看不到也没关系。我做给他看，不是做给他看，是做给自己看。自己看到了，就够了。”
安欣后来调到了省厅，当了刑侦总队的顾问。他打电话过去，安欣说“顾问就是没事干。没事干，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他说“你不办案了？”安欣说“办。
不是亲自办，是指导别人办。指导比自己办还累。自己办，错了自己扛。指导别人办，错了别人扛。别人扛不住，还得自己扛。所以还是自己办省事。”
他把硬币竖起来，用手指一弹，硬币在桌面上旋转，发出嗡嗡的声音。他想起了江南省高院的方远。方远站在刑一庭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一本卷宗，说“陈院长，正当防卫的案子，我判了。判了无罪。被告人在法庭上哭了。不是伤心，是高兴。高兴终于有人信他了。”
他说“不是有人信他了，是法律信他了。法律信他，是因为证据信他。证据信他，是因为事实信他。事实信他，是因为他说的都是真的。”
方远后来当了刑一庭的庭长。他打电话恭喜，方远说“恭喜什么？庭长就是干活的。以前是干自己的活，现在是干别人的活。干自己的活，累了歇。干别人的活，累了不能歇。歇了，别人就干不完。干不完，案子就积压。积压了，当事人就等。等了，就不信法律了。”
他问方远累不累，方远说“累。但值得。值得的事，再累也要做。”
硬币停了，倒在桌上，正面朝上。他没有看，把硬币拿起来，放进了帆布包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京州的夜景很安静，远处的楼房亮着零星的灯光。
他看了很久，想起了东川省的冯森。冯森站在招待所门口，手里拿着两瓶酒，说“陈组长，我等了七年。从黑发等到白发，从青年等到中年。
我不怕再等。沈卫国也不怕。他等了那么多年，不在乎再等几个月。他在乎的不是时间，是清白。清白比时间重要。时间回不来，清白可以回来。”
冯森后来收到了沈卫国无罪释放的消息。他打电话给陈正明，声音是哑的。
“陈组长，沈卫国出来了。我在看守所门口接的他。他出来的时候，太阳很亮，他眯着眼睛问我‘冯律师，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哭了。他没有出声，眼泪就那么流着。”
陈正明说“你等到了”。冯森说“等到了。不是我等到的，是法律等到的。法律等了七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来。桌上有那摞资料，有那封匿名信，有那张资金流向图。这是新案子，没有剧本。他不知道要查多久，不知道能不能查到，不知道查到了能不能抓到。
但他知道，他会查。不是因为他能干，是因为他不能停。停了，就对不起陶然，对不起赵达声，对不起高剑，对不起秦川，对不起安欣，对不起方远，对不起冯森，对不起那些信任他的人。他不能停，所以继续走。
他拿起那枚硬币，从帆布包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冷飕飕的。他把手伸出窗外，摊开手掌。
硬币在掌心里，在路灯的光里发着暗黄色的光。他看了几秒，然后扬起手，把硬币抛向了空中。
硬币在黑暗中翻滚，翻了很多圈，发出细微的嗡嗡声。他抬起头，看着它飞上去，又落下来，消失在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