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秘书长，那个境外账户的持有人查到了。是一家离岸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公司股东是两家基金，基金的管理人是一家香港的资产管理公司。再往上追，就追不到了。香港那边不配合，我们没有司法协助渠道。”
陈正明握着话筒。“也就是说，这条线断了？”
“暂时断了。但不是完全断。资金从境内出去的路径是清晰的，钱从京城的一家投资公司转到汉东的一家贸易公司，又从汉东转到江东的一家空壳公司，最后汇到香港。香港到开曼这一段，我们暂时查不到。但前面的部分，可以作为线索继续追。京城那家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姓周，叫周某。这个人有前科，曾因诈骗被判过刑。出来以后开了这家公司，专门帮人洗钱。”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周某的名字。“侯局长，你帮我把这家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银行流水、涉案人员信息调出来。能调多少调多少，调不到的，列个清单，我请上面协调。”
“好。我整理好了发您邮箱。”
挂了电话，陈正明靠在椅背上。开曼群岛、香港、离岸公司、基金、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词在他的办案经历中并不陌生，但以前都是纸面上的，这一次是真实存在的。
他没有剧本，不知道这个周某是谁，不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不知道这条线通向哪里。他只能像在青江县信访局翻那八十七封信一样，一封一封地拆，一件一件地查。拆开了，才能看到里面的字。看到了，才能知道写了什么。
下午，陆亦可来送教育整顿的阶段性报告。她把报告放在桌上，没有走，站在那里。
“陈秘书长，您最近是不是在查一个新案子？我看您总是看一份材料，不是教育整顿的。”
陈正明抬起头，看着她。“你看出来了？”
“您看材料的表情不一样。看教育整顿的材料，您是皱着眉，但眉间的纹是竖的。看那份材料，您的眉是平的，但眼睛是眯着的。眯着眼睛，是在找东西。找不到，就一直眯着。找到了，就不眯了。”
陈正明把那份匿名信和资金流向图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你看看这个。”
陆亦可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看。看完之后，她把材料放回桌上，坐到了沙发上。
“跨省利益集团，京城、汉东、江东。三地联动，资金链嵌套了十几家公司，最终流向境外。这个人不简单。他在赵立春时代就是座上宾，赵立春被查了，他还能转移资产、换身份、跑路。他的能量比赵瑞龙大，比高小琴大，比丁义珍大。赵瑞龙是仗着他父亲的势，他是自己打出来的。自己打出来的人，比仗势的人更难对付。”
陈正明看着她。“你怕不怕？”
“不怕。怕什么？没有剧本，我们就自己写。写好了，照着演。演砸了，重来。重来，还能演好。不是现在，是以后。”
陈正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陆处长，你说没有剧本。对。没有剧本。以前我们办案，我知道答案，但不能说。现在我不知道答案，也不需要说。我只知道程序。程序走对了，答案自己会出来。程序走错了，答案永远出不来。所以，我们只走程序，不走捷径。捷径好走，但走不到头。程序难走，但能走到头。”
陆亦可站起来，走到桌前。“陈秘书长，您打算从哪入手？”
“从京城那家投资公司入手。侯亮平在调资料，调到了，我们就从它的银行流水开始查。一笔一笔地查，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地追。追到最后，总有人会跳出来。跳出来了，我们就知道他是谁。知道了，就能抓。抓到了，就能审。审完了，就能判。判了，案子就结了。”
陆亦可看着他。“陈秘书长，这个案子可能要查很久。一年、两年、三年。您等得起吗？”
“等得起。我等了十八年，不差这三年。”
陆亦可没有再问，拿起桌上的报告，走出了办公室。门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陈正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地面上。京州的夜景很安静，远处的楼房亮着零星的灯光，像一只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他看着那些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案子，他要查到底。不是为升官，不是为发财，是为那些被坑害的人。他们等了很多年，不能再等。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
“新案子的资金链从京城到汉东到江东，最终流向境外。开户行在开曼，查不到持有人。侯亮平说这条线暂时断了。断了的线，可以接上。不是用胶水，是用证据。证据在，线就能接上。证据不在，线就永远断着。他不会让线断着，所以他要找证据。不是现在，是以后。以后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