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打给办公室，是直接打到手机上的。号码没有存过，但那串数字他认得。祁同伟的声音很低，不像平时那样带着笑，像是喝了不少酒，有些含糊。
“陈秘书长，我在楼下。方便上去坐坐吗？”
陈正明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楼下停着一辆黑色奥迪，没有警车标志，没有特殊牌照。祁同伟靠在车门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他面前散开。
他穿着一身警服，没有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他抬起头，看见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朝陈正明挥了挥手。
“你上来吧。”
陈正明挂了电话，把桌上的笔记本收进抽屉，拉上拉链。门铃响了几声，他走过去开了门。
祁同伟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瓶酒和几袋花生米。他的脸被冻得有些发红，眼眶也有些红，身上带着一股酒气，但不浓。
“陈秘书长，一个人喝没意思，找你陪陪我。”
陈正明侧身让他进来。祁同伟把酒放在桌上，拉开椅子坐下来，拧开一瓶，倒了两杯。一杯推给陈正明，一杯自己端起来。
“陈秘书长，我敬您。”
他一仰头，把一杯酒干了。酒很辣，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陈正明没有喝。他把酒杯推到一边，看着祁同伟那张被酒精和焦虑烧得有些发红的脸。
“祁厅长，这么晚了，您来找我，不只是为了喝酒吧？”
祁同伟把酒杯放下，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他仰着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吊灯的位置。他看了好一会儿，嘴角动了一下。
“陈秘书长，您知道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吗？”
他没等陈正明回答，自顾自说了下去。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山区。父亲是农民，母亲也是农民。家里穷得叮当响，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没吃过一顿饱饭。我拼命读书，考上了政法大学。大学四年，我没回过一次家，来回的路费太贵。我在学校里勤工俭学，扫厕所、搬桌椅、发传单。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公务员，分配到一个山区乡镇司法所当司法助理员。那个地方，鸟不拉屎，冬天零下三十度，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我在那里待了三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在想——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他的眼眶红了，声音有些哽咽。他又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后来，我认识了梁璐。她是省委副书记的女儿，比我大十岁。她喜欢我，我不喜欢她。但我娶了她。陈秘书长，您知道娶一个不爱的女人是什么感觉吗？不是痛苦，是屈辱。每天醒来，看到她躺在身边，我就觉得恶心。但我不敢离婚。离婚了，我就得回山区，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不想回去，死也不想回去。”
祁同伟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多年的、终于被人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再也兜不住的无声流淌。他用袖子擦了擦脸，又倒了一杯酒。
“陈秘书长，您说我是不是一个坏人？”
陈正明看着他。“祁厅长，您是不是坏人，不是我说的，是法律说的。法律说您是，您就是；法律说您不是，您就不是。我的意见不重要。”
祁同伟惨笑了一下，把第三杯酒干了。“法律？法律是谁制定的？是人。人是谁？是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制定的法律，保护的是有权力的人。我们这些人，只是法律的对象，不是法律的主人。法律让我们活，我们就活；让我们死，我们就死。我们没有选择。”
“您有选择。您可以选择不做违法的事，可以选择不接受贿赂，可以选择不帮赵瑞龙洗钱。您没有选。不是不能选，是不想选。不想选的结果，就是被法律选。法律选中了您，您跑不掉。”
祁同伟沉默了很久，久到那瓶酒见了底。他趴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
“陈秘书长，您知道丁义珍跑了，我的压力有多大吗？沙书记怀疑我，高育良怀疑我，李达康怀疑我，田国富怀疑我，季昌明也怀疑我。不是他们怀疑我，是我真的有问题。丁义珍出逃前三天，在京州酒店和刘新建待了三个小时。刘新建是谁？赵瑞龙的人。赵瑞龙是谁？赵立春的儿子。丁义珍、刘新建、赵瑞龙、赵立春，还有我，我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一个人跑了，整条线就松了。线松了，蚂蚱就跑了。我不想跑，但有人想让我跑。跑还是不跑，不是我能决定的。”
陈正明看着他。“祁厅长，您不想跑，是因为您还有牵挂。您牵挂什么？权力？地位？名声？还是您的家人？”
祁同伟红着眼睛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