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站在招待所门口，手里拉着行李箱，肩上背着那个用了十八年的帆布包。包带已经磨断了两次，用麻绳接上，接得不漂亮，但很结实。方建国从大楼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两个馒头和一杯豆浆。
“陈组长，路上吃。火车上不好买吃的。”
陈正明接过纸袋，馒头还是热的，豆浆也是热的。他喝了一口豆浆，很烫，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停下。
“方组长，东川这边的事，你盯着。沈卫国的案子，最高法会发回重审。重审开庭的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
方建国点了点头。“你放心。沈卫国的案子，我盯到底。他出来那天，我去接他。”
陈正明上了车，车开了。招待所的大楼在车窗外慢慢后退，东川市的街道在车窗外慢慢后退，那些灰蒙蒙的楼房、那些光秃秃的梧桐树、那些积满雪的街道，一帧一帧地从眼前掠过。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火车从东川到北京，要开十几个小时。他没有买机票，不是买不起，是想在路上把一些事情想清楚。沙瑞金要调他去汉东，不是让他去当官的，是让他去干事的。
干的不是一般的事，是得罪人的事。得罪的不是一般人，是汉东省那些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他在脑子里把沙瑞金的话又过了一遍——“不要让对手比你先动手。”
对手是谁？是高育良，是祁同伟，是季昌明，还是那些藏在暗处、还没露面的赵家余党？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些人不会欢迎他。
一个从中央巡视组下来的人，一个办过刘志强、张克寒、高启强、沈卫国的人，一个手里攥着赵家线索的人，没有人会欢迎他。他们会在表面上笑脸相迎，在背地里磨刀霍霍。
火车到了北京。陈正明没有回巡视组驻地，直接去了中组部。手续已经提前办好了，他去拿调令。工作人员把调令递给他时，多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在想，这个背着旧帆布包、头发花白的男人，就是要去汉东当省委副秘书长的人。
调令很简短，白纸黑字，盖着大红公章。他把调令折好，放进帆布包里，和那本笔记本放在一起。
当天下午，他去了机场。从北京到京州的航班一天有好几趟，他选了最晚的一班。他想在飞机上把一些事情想清楚。
候机厅里人不多，他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把那本笔记本翻开，从第一页开始看。二十一年，七个单位，几十个案子。每一个案子都记录在册，每一页都写满了字。他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
登机了。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把帆布包抱在怀里。飞机滑行，起飞，拉升。窗外的地面越来越远，北京城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张灰蒙蒙的地图。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三个小时后，飞机开始下降。窗外的云层变厚了，变灰了。阳光被遮住了，机舱里的光线暗了下来。飞机穿过云层，汉东省的大地出现在眼前。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城市。京州到了。
飞机降落时颠簸了几下，机舱里有人惊叫。他没有动，抱着帆布包，靠在座椅上。飞机停稳了，他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箱，背着帆布包，跟着人流走出机舱。廊桥很长，头顶的灯管发出嗡嗡的声音。他走在廊桥里，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
出站口外面，一个人举着一块牌子站在那里——“陈正明同志”。举牌子的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衫，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表情严肃，站得很直，手举得很稳。他看见陈正明走出来，迎上来，伸出手。
“陈秘书长，我是省委办公厅的，姓周。沙书记让我来接您。车在外面，请跟我来。”
陈正明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干，很凉，但很有力。
“周主任，沙书记到了吗？”
“到了。沙书记比您早到几天，已经在熟悉情况了。他说等您到了，先安顿下来，不急。”
车开了，窗外的京州街道很宽，很干净。路两边的行道树是法国梧桐，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出租车驶过，车身上溅着泥点。
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但这种安静不是祥和，是压抑——像一个人在憋着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周主任从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陈秘书长，沙书记给您安排了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朝南，采光很好。招待所的房间也安排好了，在省委大院后面的家属楼里，两室一厅，一个人住够了。您先休息几天，熟悉一下情况，不急着上班。”
陈正明看着窗外。“周主任，汉东的情况，你熟悉吗？”
周主任笑了笑，那笑容有些勉强。“我在省委办公厅干了十几年，说熟悉也熟悉，说不熟悉也不熟悉。汉东的水很深，我一个搞后勤的，也摸不到底。”
车开进了省委大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