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到在江东市检察院工作期间画的那张长藤资本资金流向图，目光落在一个名字上——东川省，东川市，山水投资。
长藤资本的资金流向了山水投资，山水投资的注册地在东川省东川市。山水投资是山水集团的子公司，山水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是赵瑞龙。
赵瑞龙的父亲是赵立春，赵立春的老家在东川省。这些信息他以前也知道，但从没有把它们串在一起。
不是没想过，是不敢想。不敢想的事，想了就是惹祸。惹了祸，谁也救不了他。
但现在他不想不行了，因为线索自己跳出来了。
他拿出东川省的地图，铺在桌上。东川省在中西南部，江东省在东部，中昌省在北部，江南省在东南部。
四个省份在地图上连起来，像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四边形的中心不是任何一个省会，是一片空白。
但陈正明知道，真正的中心不是东川，不是江东，不是中昌，不是江南。
是汉东。是京州。是赵家。那些藤蔓的根不在任何一个案卷里，在京州，在赵立春的家里，在他儿子的口袋里。
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新的图。图的中心是汉东省京州市，围绕着它的是东川、江东、中昌、江南四个省份。
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是长藤资本、山水集团、山水投资、强盛集团、江东集团、万海贸易。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案子，每一条线都是一笔资金。
这张图比他在江东市检察院画的那张更大，更密，更复杂。他把这张图取名为“汉东—东川—江东”三角图谱。不
是三角，是四角，但三角更好记。三角最稳定，也最坚固。赵家的三角，牢不可破。
但再牢固的三角，也有顶点。顶点是赵立春，赵立春倒了，三角就塌了。
方建国进来送材料，看见桌上那张图，愣了片刻。“陈组长，这是什么？”
一张关系图。东川省的‘9·30杀人案’，跟我在江东省办的长藤资本案、在中昌省办的强盛集团案、在江南省办的山水商贸案，都有关联。
关联点不是人，是钱。长藤资本的钱流向了山水投资，山水投资的钱流向了东川省，东川省的钱流向了‘9·30杀人案’的保护伞。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根藤。藤的根在汉东，在京州，在赵家。藤蔓伸到了东川，伸到了江东，伸到了中昌，伸到了江南。每到一个地方，就结一个果。
东川的果是‘9·30杀人案’，江东的果是长藤资本案，中昌的果是强盛集团案，江南的果是山水商贸案。这些案子看起来没有关系，但它们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根不除，藤不枯；藤不枯，果不落。
方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
“陈组长，你的意思是，东川省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系统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东川一个省能解决的。需要中央统筹，需要多个部门联动，需要跨省协作。这不是我们一个巡视组能办的事。”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跨省协作，中央统筹，多部门联动。然后把这行字圈了起来，在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赵立春”三个字。
下午，巡视组召开了一次扩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巡视组成员，还有从京城来的中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几位同志。
组长主持会议，先由陈正明汇报东川省“9·30杀人案”的调查情况，然后由其他同志汇报各自领域的发现。
陈正明站在白板前，把那根藤蔓画了出来。
汉东省京州市——山水集团——赵瑞龙——赵立春。
从中心向外辐射，东川省“9·30杀人案”——黄四海——黄志远——杜志强。
江东省长藤资本案——刘志强——马德胜——张德胜。
中昌省强盛集团案——高启强——高启盛——唐小虎。
江南省山水商贸案——林建明——高小琴——山水投资。
他将这些点一个一个地连了起来，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出了不同省份的线索。
会议室里的人看着那张图，没有人说话。图太大了，大到他们不敢看。
不是不敢看，是不敢信。信了，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年在各自省份办的那些案子，都是同一个案子。
同一个案子，不同的人办，不同的地方审，不同的法院判。
判来判去，判的都是赵家的钱。钱是赵家的，人是赵家的，案子也是赵家的。
组长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许久没出声。“陈正明同志，你认为这根藤的根在哪里？”
陈正明把红色记号笔的笔帽拧上，转过身来。
“组长，根在汉东省京州市，在山水集团，在赵瑞龙，在赵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