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时颠簸了几下，机舱里有人惊叫，他没有动。颠簸是常有的事，案子也是一样——不会一帆风顺，总要颠几颠，才能落地。
他把那本笔记本从帆布包里拿出来，翻开到记录沈卫国案的那一页，又把那些疑点过了一遍。
东川省的省会叫东川市，跟省同名。机场不大，只有一条跑道，候机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涂料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
巡视组一行六人走出到达厅，东川省委派了一辆中巴车来接。车上挂着“热烈欢迎中央巡视组莅临指导”的横幅，红底白字，很醒目，在灰蒙蒙的天光下像一团火。
来接站的是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姓周，四十多岁，圆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之前习惯性地先笑一笑。那笑容很职业，职业到看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他握着组长的手说“欢迎欢迎，省委书记在宾馆等着各位”，又握着陈正明的手说“陈组长辛苦了”，目光在他身上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遍。
陈正明注意到，周副主任在打量他的时候，目光在他的帆布包上多停了一秒。那个包太旧了，跟巡视组其他成员的高档公文包格格不入。
但陈正明不在意这些，他在意的是那个包里的笔记本，笔记本里记着的那些名字和数字。
中巴车开出机场，上了高速。陈正明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东川省的冬天不像北京那么冷，也不像榕城那么湿，是一种干冷，冷得人鼻子发酸。
高速路两边是光秃秃的山丘，山丘上长着一些低矮的灌木，灰扑扑的，像一层没有洗干净的地毯。偶尔能看到几个村庄，房屋大多是土坯墙、灰瓦顶，墙上的标语写着“要想富先修路”，字迹已经模糊了，像一句被时间嘲笑的空话。
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进入东川市区。东川市比榕城小，比河昌大，介于两者之间。街道不宽，但很干净。
路两边的行道树是法国梧桐，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像一根根伸向天空的手指，问天不语，问地无声。
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出租车驶过，车身上溅着泥点。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但这种安静不是祥和，是压抑——像一个人在憋着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省委招待所在市中心的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一栋七层的灰色大楼，门口站着武警，荷枪实弹。周副主任把巡视组的人领进大厅，省委书记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省委书记姓李，五十多岁，圆脸，浓眉，说话嗓门很大，握手的时候很有力。他的开场白很简短，大意是“东川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全力配合巡视组的工作”。
他的目光在巡视组成员脸上扫了一圈，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一下，又迅速移开了。
陈正明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李书记那张圆圆的、总是笑眯眯的脸。那些微笑他在案卷里见过太多次——刘志强请赵达声吃饭的时候笑过，高启强在安欣面前笑过，张克寒在审讯室里笑过。
他们的笑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我不怕你。一个副部级的省委书记，面对中央巡视组，笑容里没有紧张，没有忐忑，只有一种经过多年官场打磨的、炉火纯青的从容。
他不是不紧张，是他已经习惯了在紧张的时候笑。笑是面具，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
李书记离开后，巡视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组长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明确了巡视的重点——东川省政法系统，特别是“9·30杀人案”的办理情况。
陈正明负责调阅案卷、梳理证据、分析案情，其他成员分别负责谈话、走访、外围调查。副组长方建国在会上发言，要求大家注意保密。
“东川的情况比较复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见的人不见，不该去的地方不去。”
散会后，陈正明去了招待所三楼的小会议室。案卷已经提前从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调来了，摞在长条桌上，像一座小山。
他坐下来，打开第一本卷宗，是“9·30杀人案”的一审判决书。被害人叫沈雪，女，二十三岁，东川市某公司职员。二〇〇一年九月三十日晚，沈雪在东川市郊区的一间出租屋内被人杀害，身中数刀。
经侦查，锁定嫌疑人为沈卫国的证据主要有三：一是沈卫国的DNA在被害人身上检出；二是沈卫国的指纹在案发现场提取；三是沈卫国在侦查阶段作了有罪供述。
这三条证据单独拿出来不够，但放在一起，就是一条锁链。锁链看起来很结实，但他知道，这条锁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裂痕。
他翻开侦查卷宗，看沈卫国的供述笔录。前后十几份供述，第一份在案发后第三天，承认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