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到中央巡视组报到的第一天，京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细密密的，像盐粒一样撒下来，落在平安里那条安静的街道上，落在灰色大楼的屋顶上，落在门口那两棵银杏树的枝丫上。
银杏叶还没有落尽，金黄色的叶子托着白色的雪，像一幅未干的水彩画，颜料还没干透，就已经被冬天的寒气冻住了。
他站在大楼门口，仰起头看着那块没有牌子的门楣。十八年前，他站在青江县信访局门口，仰起头看着那块白底黑字的木牌。
那时候他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那本《信访条例》注释版，心里装着十八年的倒计时。
十八年后，他站在中央巡视组的驻地门口，背着同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那本笔记本，心里装着那些案子的答案。
十八年的倒计时归零了，但新的倒计时开始了。他不知道下一个十八年他会走到哪里，但他知道，他不会再走十八年了。他已经不年轻了。
门卫室的武警战士验过他的工作证，对照了名单，敬了个礼，放行。走进大楼，走廊里很安静，地面是暗红色的水磨石，擦得像镜子一样亮。
墙上挂着“实事求是”的横幅，字的笔画很粗，是毛体的，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了。这不是新挂上去的，是很多年前就挂在那里的。很多人从这里走过，很多人抬头看过这几个字，但真正做到的，没有几个。
他没有去办公室，先去了一楼的接待室。巡视组的规矩，新成员报到第一件事不是填表，是谈话。谈话的不是人事干部，是巡视组组长。组长姓陈，跟他同姓，六十多岁，从中央纪委退下来返聘的。
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面前摊着陈正明的档案，手里握着老花镜。看见陈正明走进来，把老花镜戴上，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陈正明同志，你的履历我看了。青江县信访局，绿藤市纪委，江东市检察院，河昌市公安局，京海市委政法委，江南省高院。政法系统五个部门，你干了五个。纪委、公安、检察、法院、政法委，全干了。这个履历在全国政法系统都不多见。巡视组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对政法系统的工作流程、办案规律、问题症结，比谁都清楚。这次跨省专项巡视，任务很重。东川省，你听说过吗？”
陈正明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后背挺得很直，像一把插在枪套里还没有拔出来的枪。
“听说过。东川省是中西南部的一个省份，近年来有多起重大刑事案件引发社会关注，其中一起‘9·30杀人案’争议很大。我在江南省高院的时候，看过相关报道。被告人被判了死刑，但一直喊冤，辩护律师也认为证据不足。”
组长摘下老花镜，靠在沙发背上。
“‘9·30杀人案’，就是这次巡视的重点。这个案子在最高法复核了好几次，发回重审了好几次，每次重审结论都不一样。一审死刑，二审死缓，再审又死刑。被告人一直在申诉，家属一直在上访，律师一直在网上发声。舆论压力很大，中央很重视。巡视组的任务是——查清这个案子的真相，查清东川省政法系统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查清有没有人干预司法、有没有人徇私枉法。你是政法系统的老同志，这个案子你来主抓。”
陈正明的手指微微收拢。一个案子，三个结论，不是事实变了，是标准变了。标准不统一，法治就不统一。
巡视组的任务，是把标准统一起来。“陈组长，我服从安排。‘9·30杀人案’的卷宗，我需要调阅。”
“卷宗已经调来了。在东川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的原始卷宗，全部调来了。在小会议室里，你自己去看。”
陈正明站起来。“我现在就去。”
组长摆了摆手。“不急。你先去办公室，认识一下巡视组的同事。下午有一个案情分析会，你参加。”
陈正明背着帆布包走出接待室，穿过走廊。沿途有人跟他打招呼，称呼不一。他的关系在中央巡视组，职务是“骨干成员”，没有明确的行政头衔。
但他不在乎头衔，他在乎的是案卷。方建国副组长在走廊里等着他，把他领进了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七八个人，有的在翻材料，有的在敲电脑，有的在低声讨论。方建国拍了拍手。
“各位，这是新来的陈正明同志，从江南省高院调来的。政法系统的老同志了，经验丰富。以后大家多配合。”
几个人站起来跟他握手。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姓王，叫王浩，是巡视组最年轻的成员，从最高检借调来的，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很快，像机关枪扫射。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孙，叫孙梅，从中央纪委来的，说话干练，目光犀利。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赵，叫赵国强——跟正当防卫案的那个赵国强同名，但不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