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把帆布包放在脚边。窗外那两棵银杏树在雪里站着，金黄的叶子托着白色的雪，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格外显眼。他看了好一会儿。
“王浩，东川省‘9·30杀人案’的卷宗在哪里？我想先看看。”
王浩指了指隔壁的小会议室。“都在那边。好几箱子，摞了半人高。您先看，我去给您倒杯水。”
小会议室里，长条桌上摞着十几个纸箱，每个纸箱上都贴着标签——“东川省高院”“东川省检察院”“东川省公安厅”。
陈正明打开第一个纸箱，抽出最上面的卷宗，是第一审的起诉书。被告人叫沈卫国，三十六岁，东川省东川市人，无固定职业。
二〇〇一年九月三十日，沈卫国被控在东川市郊区的一间出租屋内杀害了一名年轻女性。尸体被发现时身上有多处刀伤，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沈卫国在侦查阶段供述了杀人事实，但在审判阶段翻供，称“被刑讯逼供”。
他把起诉书放下，翻开侦查卷宗。沈卫国的供述笔录有十几份，前几份在案发后不久做的，承认杀人；后几份在几个月后做的，翻供。
讯问时间都在深夜或凌晨，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他的体表检查记录显示，他在被拘留后的第二天被送进看守所时，身上有“多处软组织挫伤”，原因写的是“抓捕过程中形成”，但抓捕过程的记录里没有提到任何反抗。
陈正明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一个被刑讯逼供的人，身上的伤不是“抓捕过程中形成”的，是被打出来的。写“抓捕过程中形成”的人，是在替打人的人遮掩。
他翻开法医鉴定报告。被害人身上有七处刀伤，胸部三刀，腹部两刀，颈部一刀，背部一刀。致命伤是胸部的一刀，刺穿了心脏。
死亡时间推定在九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沈卫国的DNA在被害人体内检出，但鉴定报告的附注里有一行小字：“检材提取时间：十月二日下午。”案发后第三天。这三天里，被害人遗体的保存情况如何？检材有没有被污染？报告里没有说明。
他翻开指纹鉴定报告。现场提取了十几枚指纹，只有一枚属于沈卫国。其他指纹没有比对出结果。报告的附注里写着：“指纹提取时间：十月二日上午。”
也是案发后第三天。那一枚指纹是在哪里提取的？门把手？床头柜？还是凶器？报告里没有说明——只写了“现场提取”，没有写具体位置。
他合上卷宗，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银杏树在暮色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他把这些疑点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地列了出来：供述深夜取得、无同步录音录像、体表有伤、DNA提取滞后、指纹位置不明、证人证言矛盾。每一条都是一个问号，每一个问号后面都藏着一个人的命。
王浩端着水杯走进来，把杯子放在他面前。“陈主任，您看了一下午了，该吃晚饭了。”
陈正明这才发现窗外的天已经黑了。银杏树在路灯下立着，叶子上的雪反射着橘黄色的光。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把卷宗收进纸箱里，封好。
东川省，沈卫国，“9·30杀人案”。这些名字和数字像一颗颗钉子，钉在他脑子里。
晚上回到驻地，陈正明坐在桌前把那本笔记本翻开，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巡视组报到。东川省‘9·30杀人案’，沈卫国，涉嫌杀人。供述在深夜取得，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体表有伤，翻供。一审死刑，二审死缓，再审又死刑。一个案子，三种结论。不是事实变了，是标准变了。标准不统一，法治就不统一。巡视组的任务，是把标准统一起来。供述不合法的，排除；排除后证据不足的，无罪。这是法律的规定，不是哪个法官的偏好。”
他合上笔记本，贴在胸口的口袋里。窗外京城的夜很安静，没有榕城的闽江，没有河昌的煤山，没有京海的海风，没有绿藤的梧桐。只有雪，细细密密的，还在下。
手机响了。不是林婉清，是方远。
“陈院长，你到了？”
“到了。京城下雪了。”
“你穿毛衣了没有？”
“穿了。你嫂子塞在箱子里的那件，穿了。”
“陈院长，山水集团的线索，我继续盯着。有新的发现，我打电话告诉你。”
“好。你盯着，不要放松。山水集团的根不在江南省，在京州。我到了巡视组，离京州近了。根找到了，藤就断了。”
挂了电话，陈正明把手机放在枕边。窗外，雪还在下。他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裂缝，很干净。但他的心里有一道裂缝，从青江县裂到这里，裂了十八年，还没有合上。
那道裂缝里装着他办过的每一个案子——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