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死刑复核案件的报告，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红色电话是专线，一般只有省委、最高法、中组部这几个部门会打。
他在省高院工作了三年，这部电话响过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接起来，那头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客气、正式，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在朗读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文件。
“陈正明同志吗？我是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经中央批准，决定调你到中央巡视组（国家监委）工作，参与跨省专项巡视。请你于收到正式调令后十日内到北京报到。正式调令随后寄出。”
陈正明握着话筒，手指微微收拢。中央巡视组，跨省专项巡视。从青江县信访局到省高院副院长，这一步走了十八年。十八年，他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变成了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从一个信访局科员变成了省高院副院长，从一个单身汉变成了丈夫和父亲。
他办过刘志强案、江东集团案、纵火案、万海案、张克寒案、强盛集团案，办过那些正当防卫案，办过李梦琪的死刑复核案。他以为省高院是他的最后一站，以为会在榕城一直待到退休，待到知远长大，待到头发全白。但组织不让他停，组织还需要他去更远的地方，办更大的案子。
电话那头的声音又问了一遍，他才回过神。“在听。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十日内报到。”
“好的。正式调令会寄到你们单位。你先不要声张，等调令到了再办手续。这是组织纪律。”
电话挂断了。陈正明把话筒放回座机，手指在上面停留了片刻才松开。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秋风一吹，哗啦啦地落下来，像下了一场金黄色的雨。
他在省高院三年，每年秋天都看着这棵梧桐树落叶，每年春天都看着它发芽。它不会说话，但它陪了他三年，像那个窗台上的文竹，像那只每天蹲在路灯下等他的流浪猫，像方远，像老陈，像宋法官。
方远敲门进来，手里拿着那份死刑复核案件的报告。“陈院长，你审完了没有？最高法在催了。”他注意到陈正明站在窗前发呆，走了过来。“陈院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陈正明转过身来。“方远，我要走了。”
方远愣住了。“走？去哪？”
“中央巡视组。中组部刚打的电话。十日内报到。”
方远站在那里，手里的报告垂了下来，纸页散开，像一朵开败了的花。他的鼻子有些红，摘下了眼镜，用衬衫下摆擦拭着镜片。
“中央巡视组。好。好。你在省高院三年，正当防卫的案子办得那么好，最高法都认可了。你应该去更高的平台。山水集团、长藤资本、赵瑞龙、赵立春，你一直在查，一直查不到。去了巡视组，你就能查了。”
陈正明拍了拍方远的肩膀。“方远，我走了之后，刑一庭的工作你负责。正当防卫的案子按最高法的指导案例办，不要怕。那些山水集团的案子，你继续关注。有线索就记下来，等我回来——不，等我电话。”
方远把眼镜戴上，眼眶有些红。“陈院长，你什么时候走？”
“十日内。具体哪天，等调令。”
“我送你。”
陈正明摆了摆手。“不用送。又不是不回来了。榕城到北京，坐火车不用一天。想回来就回来了。”
方远没有再说，把那份死刑复核报告放在桌上，转身走了。门没有关，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稳的声响，节奏比平时慢了一些。
下午，陈正明去了郑院长的办公室。郑院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看见陈正明进来，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郑院长，谢谢您这几年对我的信任。正当防卫的案子，您支持我改判，支持我发回重审，支持我宣告无罪。没有您的支持，我改判不了那么多。您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战友。”
郑院长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陈正明面前，伸出手。“陈正明同志，你在省高院这三年，办了很多好案子。正当防卫那几个案子，最高法出了指导案例，省高院出了判例，全省法院都跟着学。刑事审判的水平提高了，法官的底气足了，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增加了。这是你的功劳，也是刑一庭全体同志的功劳。你去北京，好好干。省高院的事，你放心。”
他握了握陈正明的手，松开，坐回椅子上，拿起老花镜戴上，继续看文件。
陈正明走出院长办公室，关上门。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
第二天，他去了刑一庭的大办公室。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条桌旁，有的在写判决书，有的在阅卷，有的在低声讨论案情。老陈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卷宗，手里的笔停在半空中。宋法官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也摊着一本卷宗。他们看见陈正明走进来，都站了起来。
陈正明站在长条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