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摘下老花镜，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擦着镜片，手有些抖。
“陈院长，你走了，我们舍不得你。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的领导，是因为你教了我们怎么当法官。正当防卫的那些案子，你一件一件地改判，一件一件地写判决书，一件一件地教我们。不是批评我们，是教我们。你改判赵国强案的时候，我们没有不服；你改判刘志军案的时候，我们没有不服；你改判孙长林案的时候，我们没有不服。你判得对，我们服。”
宋法官站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攥着那本卷宗，指节泛白。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陈院长，你走了，正当防卫的案子我会继续办好。你在星城法院讲课的时候说，‘法官的工作不是在法庭上敲法槌，是在判决书上把道理讲清楚’。我记住了。我会把道理讲清楚。每写一份判决书，都会想一想——‘如果是陈院长，他会怎么写？’然后就写出来了。”
她把卷宗放在桌上，朝陈正明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正明看着那些脸——老陈的花白头发、宋法官的红眼眶、年轻法官们的依依不舍。他朝他们点了点头，说了一声“保重”，转身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那些人在看着他。他们的目光会送他走出这栋楼，走出省高院的大门，走上前往北京的路。
晚上，林婉清帮他收拾行李。她把那件旧白衬衫叠好放进行李箱，又把那件新白衬衫叠好放在上面。毛衣、内衣、袜子、洗漱用品，一样一样地放进去。知远蹲在行李箱旁边，把自己的玩具一个接一个地往里面扔——小黄鸭、红色的小球、积木搭的那座塔的塔尖。林婉清把它们捡出来，他又扔进去，反反复复。最后她放弃了，让那些玩具留在箱子里。
知远爬到陈正明腿上，小脸贴着他的胸口。“爸爸，你到了北京，要给我打电话。”
“好。爸爸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你要早点回来。”
“好。爸爸忙完就回来。”
夜深了，知远在小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个红色的小球。陈正明坐在书桌前，把那本笔记本翻开，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
“中组部电话，调中央巡视组。十日内报到。十八年前从青江县信访局出发，十八年后从省高院出发。目的地不一样，但方向一样——往北，往北京，往权力的中心。不是去当官，是去办事。办那些在下面办不了的案子。山水集团，长藤资本，赵瑞龙，赵立春。这些名字跟了我那么多年，从绿藤跟到榕城，从榕城跟到河昌，从河昌跟到京海，又从京海跟回榕城。现在他们要跟我去北京了。”
他合上笔记本，贴在胸口的口袋里。
窗外路灯还亮着。那只流浪猫蹲在窗台上，舔着爪子。林婉清从厨房拿了几块吃剩的鱼骨头走到窗前往下扔。猫从窗台上跳下来，低头吃了起来。她在窗前站了片刻，轻轻关上了窗户，转过身来看着他。“正明，你到了北京，谁给它扔鱼骨头？”
“你扔。或者让知远扔。他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干活了。”
她走过来，把手搭在他肩上。“正明，你到了北京，谁陪我说话？”
“你打电话给我。我每天给你打电话。”
“你忙起来就不打了。在河昌的时候，你忙起来好几天都不打一个电话。在京海的时候，你忙起来也不打。去了北京，更忙了，更不打了。”她靠在他肩上，把脸埋在他颈窝里。
他伸手揽住她的腰。“婉清，我会打的。每天打。不管多忙，都打。你不接，我就一直打。打到你接为止。”
夜深了，他们躺在床上，面对面，鼻尖几乎碰到鼻尖。窗外的路灯灭了，整条巷子陷入了黑暗。她把手放在他胸口上，感受着他的心跳。
“正明，你的心跳好快。是不是紧张？”
“不是紧张。是不舍。舍不得你，舍不得知远，舍不得榕城。在这里待了三年，习惯了。习惯了这间房子，这个院子，这棵树，这只猫。习惯了知远在客厅搭积木，你在厨房炒菜。习惯了红烧肉的味道，习惯了排骨汤的味道，习惯了你身上的洗衣粉味。突然要走了，不习惯。”
窗外传来猫叫声，细细的，像婴儿在哭。她把手从他胸口收回去，翻了个身，面朝窗户。他在那片温暖的、带着她体温的、属于家的黑暗里，轻轻揽住她的腰。
他在心里对榕城说了一句话。榕城，再见了。我在这里待了三年，省高院，刑一庭，正当防卫案，方远，老陈，宋法官。你们送我的时候，眼睛都红了。
方远没有哭，但他的眼眶红了。老陈没有哭，但他的声音抖了。宋法官哭了，给我鞠了一躬。你们不用哭。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不是永别，是暂时的。
窗外那只猫在纸箱里翻了个身，发出呼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