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最高法工作多年，办过的死刑复核案件不计其数。李梦琪案在他手上压了将近一年，他审了三次，发了两次补充侦查函，退回去两次，补回来的材料还是不理想。
“陈院长，我是最高法刑庭的鲁南。李梦琪的案子，我想跟您沟通一下。”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陈正明握着话筒，另一只手翻开笔记本。“鲁法官，你说。”
“李梦琪案，我在最高法复核了一年多。合议庭意见分歧很大，两个人认为应该核准死刑，两个人认为不应该核准。庭务会讨论了好几次，定不下来。庭领导说，请省高院的一位资深法官参与复核，协助我们把事实查清。您是省高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又在正当防卫案件上有丰富的审判经验，最高法决定指派您参与本案的复核工作。我这边已经把全部卷宗整理好了，电子版发到您的邮箱，纸质版通过机要通道寄出。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沟通。”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关键词——合议庭分歧，补充侦查，事实不清。
“鲁法官，卷宗我收到了。我正在看。方远庭长已经去南津实地走访了，等他的走访报告出来，我再跟您沟通。”
“好。我等您的消息。”
挂了电话，陈正明靠在椅背上。鲁南的声音很平，没有情绪，像一个人在念一份材料。但他能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一种疲惫——那种在死刑复核程序里被一个案子拖了一年多、反复补充侦查、反复讨论、反复争论、始终没有结果的疲惫。
他打开电脑，登录邮箱，下载了鲁南发来的附件。附件很大，几十兆，下载了好几分钟才完成。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按照诉讼阶段分了几个子文件夹——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最高法复核阶段。每一个子文件夹里都有几十个文件，密密麻麻的，看得人眼花。
他先打开了最高法复核阶段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份鲁南写的承办人审查报告，还有两份补充侦查函和两份补充侦查回复。
鲁南在承办人审查报告里详细梳理了本案的证据材料，从侦查卷宗到一审卷宗到二审卷宗，每一个环节都分析得很透彻。他在报告的最后一页写了一段话，超出了审查报告的常规格式，更像是写给自己的独白——
“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疑问。被告人李梦琪长期遭受被害人的家庭暴力，这一点有医院病历、邻居证言、居委会调解记录、派出所接处警记录等证据证实。但一审、二审均未将家暴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理由是‘与杀人行为没有直接关联’。本院认为，这个认定有问题。长期家暴是杀人的动机，动机影响量刑。不查清楚动机，量刑就不准确；量刑不准确，死刑复核就没有意义。”
陈正明把这段话看了两遍。鲁南的看法和他一致——家暴是杀人的动机，动机影响量刑。一审、二审把这个关键事实忽略了，不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想查。查了，就要从轻处罚；从轻处罚，就不能判死刑；不能判死刑，被害人家属就会闹。他们不想让被害人家属闹，所以不查。
他打开补充侦查函。最高法发了两次补充侦查函，每一次都要求南津市公安局补充调查李梦琪遭受家暴的情况。第一次补充侦查函发了之后，南津市公安局补回了一份情况说明，只有一页纸，写着“经查，李梦琪曾多次向派出所报警称被丈夫殴打，民警出警后进行了调解。具体时间、地点、民警姓名，因时间久远，无法查证”。
这份情况说明等于什么都没说。第二次补充侦查函发了之后，南津市公安局补回了一份更简略的答复——“经再次查证，未发现李梦琪报警记录”。两份答复，一份说“无法查证”，一份说“未发现记录”。前后矛盾，逻辑混乱。
陈正明把这些材料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南津市公安局的补充侦查，是在敷衍。不是查不到，是不想查。不想查的原因不是时间久远，是怕。怕查出来家暴属实，怕查出来民警调解不力，怕查出来他们也有责任。他们怕的东西很多，唯独不怕判错一个无辜的人。
手机响了。方远从南津打来的。
“陈院长，我在南津待了三天了。李梦琪的家我去看了，她父母住在一栋老居民楼里，房子很小，很旧。她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老了。他们说李梦琪从小就很乖，不打人，不骂人，学习也好。嫁了赵某之后，整个人变了，不爱说话，不爱出门，身上经常带着伤。他们去赵家闹过，赵某当着他们的面打李梦琪，说‘我打我老婆，关你们什么事’。他们报警，警察来了，说‘家务事，管不了’。他们没办法，只能看着女儿受苦。”
方远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很快稳住了。
“医院的病历我调了，从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三年，十二年间，李梦琪就诊三十多次。骨折就有好多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