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件的措辞很正式，大意是：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决定，指派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正明同志参与南津市“李梦琪故意杀人案”的死刑复核工作，与最高人民法院承办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审查。
方远站在桌前，看着那份函件，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南津市？李梦琪？这个案子我听说过。被告人是个女的，三十多岁，被控杀夫。一审、二审都判了死刑，最高法在复核。这个案子争议很大，舆论也很关注。有人说她是被家暴多年，忍无可忍才杀人的，应该认定为防卫过当，不判死刑；也有人说她手段残忍，预谋杀人，死刑不冤。最高法把这个案子派给您，是看中您在正当防卫案件上的审判经验。”
陈正明把函件看了两遍。李梦琪，三十八岁，南津市人，被控于二〇〇三年某日凌晨，用安眠药将丈夫赵某迷晕后，用菜刀砍杀致死。一审、二审均认定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卷宗附了厚厚一摞，从侦查、起诉、一审、二审，每一个环节的材料都齐全。但陈正明注意到二审判决书的落款日期是一年多以前。这个案子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程序里待了一年多，迟迟没有结果，说明合议庭内部有重大分歧。
“方远，你把李梦琪案的全部卷宗调过来。一审、二审、最高法复核的材料，能调到的都调来。我要从头看一遍。”
方远犹豫了一下。“陈院长，这个案子是最高法直接指派的，省高院没有参与之前的审理。卷宗在南津中院和省高院都有备份，我这就去调。”
方远走后，陈正明坐在桌前，把那份指定函又看了一遍。李梦琪杀夫，被判死刑。家暴，安眠药，菜刀，砍杀。这些词像一颗颗钉子，钉在他脑子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李梦琪的名字，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下午，方远把卷宗抱来了。不是一本，是三大摞，摞起来半人高。侦查卷宗、审查起诉卷宗、一审卷宗、二审卷宗、最高法复核材料，每一本都编了页码，每一摞都用回形针别着。他把卷宗放在桌上，喘了口气。
“陈院长，卷宗都在这里了。南津中院和省高院的备份，能调到的都调来了。最高法复核的材料不多，只有几份补充侦查函和承办人审查报告。承办人意见也不统一，两个人认为应该核准死刑，两个人认为不应该核准。庭务会讨论了好几次，定不下来。庭领导说，请省高院的一位资深法官参与复核，协助我们把事实查清。”
陈正明坐下来，打开最上面一本卷宗，从第一页开始看。侦查卷宗里附了李梦琪的供述，反复多次，前后矛盾。第一次供述说“我趁他睡着砍死了他”，第二次供述说“我记不清了”，第三次供述说“他打我，我受不了了”，第四次供述又翻回去，说“我认罪”。供述笔录的时间、地点、讯问人都不一致，有的在看守所，有的在办案单位，有的是深夜，有的是凌晨。同步录音录像只有两次，其他几次只有笔录没有录像。
他放下供述，翻开证人证言。邻居们说赵某经常打李梦琪，打得狠，有时候半夜都能听到惨叫声。居委会干部说李梦琪来反映过多次，他们调解过，不管用。派出所民警说出警过很多次，每次都是批评教育，过几天又打。医院记录显示李梦琪多次就诊，外伤遍布全身，有一次肋骨骨折，有一次脾脏破裂，有一次耳膜穿孔。这些病历被装在一个单独的证物袋里，厚厚一摞，每一页都触目惊心。
他把这些病历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一九九一年，肋骨骨折；一九九三年，脾脏破裂；一九九五年，耳膜穿孔；一九九七年，多处软组织挫伤；一九九九年，左前臂骨折；二〇〇一年，头部外伤，缝合五针；二〇〇三年，右眼眶骨折。十二年，七次重伤，无数次轻伤。每一次都是“被他人殴打致伤”。医生在病历上写得很清楚——“患者自述：被丈夫殴打”。治疗意见一栏写着“建议住院”，但每次都是门诊处理，开了药就让她走了。不是不想住院，是住不起。也不是住不起，是住了也没用。出院回去，还是被打。
陈正明把这些病历按照时间顺序排成一条长龙，从桌子的这头铺到那头。十二年，七次重伤，无数次轻伤。一个女人的十二年，不是在被打，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她的丈夫不是人，是畜生。但她杀了畜生，法律要判她死刑。
他翻开二审判决书。判决书写得很规范，事实认定、证据分析、法律适用，每一条都写得很清楚。但判决书没有正面回应辩护律师提出的家暴问题，只用了一句话带过——“被告人的家庭矛盾，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一句话，把李梦琪十二年的苦难，轻飘飘地抹掉了。
他合上卷宗，靠在椅背上。窗外天已经快黑了，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病历上。那些泛黄的纸页在光里像一片片干枯的树叶，每一片都记录着一个人的疼痛。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女人蜷缩在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