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司法解释，看到江南省高院办理的那几起正当防卫案件的判决书，认为很有参考价值。
能否请陈正明同志来北京一趟，当面汇报一下这些案子的审理思路，最好能带一些典型案件的卷宗复印件。
消息传到陈正明办公室时，他正在审阅一份死刑复核案件的报告。方远推门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罕见的激动，不是兴奋，是那种“我们终于被看见了”的释然。
他把电话记录放在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轻轻点着，“陈院长，最高法研究室来的电话，请您去北京汇报正当防卫案件的审理情况。不是一般的汇报，是为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参考。您办的那几个案子，被最高法看中了。”
陈正明把电话记录看了两遍。北京，最高法，司法解释，这几个词像几颗石子丢进了他心里的湖面，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从青江县信访局的转办单到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这一步走了整整十六年。不是他一个人走的，是那些案子里的每一个人——赵国强、刘志军、孙长林、林国栋、陈志远——用他们的血、泪、冤屈铺出来的路。
“方远，你把那五个案子的卷宗整理一下。把一审、二审判决书，关键证据材料，监控录像截图，合议庭讨论记录，审委会会议纪要，全部复印一份。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封面写上‘正当防卫典型案例汇编’几个字。再写一份汇报提纲，简明扼要，把每个案子的基本案情、争议焦点、改判理由、法律依据、社会效果，一条一条列清楚。”
方远站在那里没有动，嘴唇嚅动了几下。
“陈院长，汇报材料我写。但汇报的主体是您。您亲自去北京，亲自向最高法的领导汇报。您的口才不太好，说得不太流利。但您的案子办得好，材料写得好，道理讲得好。您不需要口才，您需要真诚。真诚比口才重要。最高法的领导不是来听您演讲的，是来听您讲案子的。案子讲清楚了，道理就讲清楚了；道理讲清楚了，司法解释就写清楚了。”
火车票订的是第二天晚上的卧铺。陈正明没有坐飞机，不是省高院买不起机票，是他想在路上再想一想那些案子。
火车从榕城到北京要开十几个小时，在晃晃悠悠的卧铺上，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每一个案子的每一个细节再过一遍。
出发那天傍晚，林婉清帮他收拾行李。她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放进行李箱，又把那本笔记本放在最上面，拉好拉链，把行李箱竖起来靠在门边。
“北京冷，多带一件毛衣。”她转过身走进卧室，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叠好，塞进行李箱的夹层里。
知远从房间里跑出来，手里举着一篇作文，稿纸上的字歪歪扭扭，铅笔写的，有些地方被橡皮擦破了。“爸爸！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父亲》。我写了你。”
他把作文举到陈正明面前，念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脆，像一颗一颗的珠子落在瓷盘上。
陈正明蹲下来听过后，把他抱起来举过头顶。“知远，你写得很好。比你上次写的更好。这次写了那么多字，每一个字都写对了，没有错别字。老师给你打了多少分？”
“一百分！老师说我的作文写得好，要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让全班同学看。”知远开心地笑了，露出两颗刚长出来的门牙，白白的，齐齐的。
夜深了，知远在小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篇作文的草稿。纸已经被他攥皱了，边角卷了起来，但那些字还在，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林婉清坐在沙发上翻看知远的作文本，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慢，每一页都看得仔细，看完合上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陈正明身后把双手搭在他肩上。“正明，你这次去北京，要几天？”
“最快三天。汇报完了就回来。”
她弯下腰把脸贴在他头发上。“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傍晚，方远开车送陈正明去火车站。榕城火车站还是那个样子，人很多，很乱，空气里混着柴油味、包子味和汗味。方远把车停在站前广场，从后备箱里拿出那个行李箱，把拉杆拉出来。
“陈院长，汇报材料在那个文件袋里。卷宗复印件在行李箱里，用硬纸板夹着，不会被压坏。您到了北京先给最高法的孙主任打电话，他会派人来接您。汇报的时候不要紧张。您不是去考试，您是去帮他们。您的案子办得好，您的经验对他们有用。他们是请您去帮忙的，不是去检查的。”
陈正明接过行李箱，把拉杆握在手心里。“方远，我不紧张。紧张是怕做不好。我能做好，所以不紧张。”
他拉着行李箱走向进站口，走了几步停下来，转过身。方远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