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会议室平时用来讨论疑难案件，十几平米，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块白板。桌上摊着刘志军案的全部卷宗，监控录像的截图贴了一排，从王德贵挥拳到刘志军反刺，每一帧都用红笔标注了时间。
合议庭的审判长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是刑一庭的老法官，审过的案子堆起来比人还高。他的意见是维持原判——防卫过当，有期徒刑八年，改判无罪太冒险，被害人会闹，舆论会骂，上级会查，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另外两个法官，一个姓陈，一个姓刘，都是四十出头，入额没几年。陈法官的意见是改判正当防卫，无罪释放；刘法官的意见是折中——认定防卫过当，但减轻处罚，改判三年缓刑。三个人，三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陈正明坐在长条桌的一端，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钢笔。方远坐在他旁边，表情紧张，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会议室里的烟灰缸堆满了烟蒂，空气浑浊得像一间久未通风的地下室。
“周审判长，你说改判无罪太冒险，被害人会闹。我想问你——你是法官，还是调解员？法官的职责是依法判案，不是安抚被害人。法律判他无罪，他就无罪；被害人闹，那是他的事，不是法院的事。法院不能因为被害人会闹就判被告人有罪。那叫徇私枉法，不叫司法为民。”陈正明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
周审判长的脸色变了，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他在刑一庭干了二十多年，从书记员干到审判员，从审判员干到审判长，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腰也弯了。他审过的案子有上千件，改判的不多，发回重审的更少。他不是不懂法，是不敢判。
“陈院长，我不是怕被害人闹。我是怕改判无罪之后，社会效果不好。正当防卫的案子，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被认定。为什么？因为认定正当防卫，就要宣告被告人无罪；宣告被告人无罪，被害人就不干了；被害人不干了，就上访；上访了，领导就要过问；领导过问了，法官就麻烦了。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法院。法院经不起折腾。”
陈法官拍了一下桌子，声音不大，但整个会议室都震了一下。
“周审判长，你说法官经不起折腾。那被告人就经得起折腾？他在看守所里待了大半年，工作没了，家庭散了。一审被判八年，他上诉了，二审改判无罪。你告诉他‘你无罪了’，他会不会闹？他不会。他会哭，会跪，会谢。他不是坏人，他是好人。好人被冤枉了，法院不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
周审判长没有接话。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张刘志军伤情的照片，淤青青紫色的，一块一块的，触目惊心。
陈正明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拿起红色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下了一行大字——“不法侵害不停止，防卫行为不过当”。
“周审判长，你说社会效果不好。我问你，什么是社会效果？社会效果是老百姓相信法律。刘志军的行为明明是正当防卫，法院判他有罪，老百姓信不信？不信。他们会说‘法院是权贵的法院，不是老百姓的法院’。法律不信，社会效果就好？不是。法律不信，社会效果就坏。坏到老百姓不相信法律，不信法院，不信法官。那才是真正的折腾。”
会议室里安静了。周审判长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陈法官和刘法官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
“周审判长，你说改判无罪太冒险。我问你，你审了那么多案子，有没有判错过？”
周审判长的手停了一下。“有。谁没有判错过？法官也是人，不是神。”
“判错了，你怎么做的？”
“改。能改的改，不能改的赔。”
“刘志军案，一审判错了，二审能改。你为什么不敢改？”
周审判长低下头，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蜜蜂。他把眼镜戴上，抬起头，看着陈正明。
“陈院长，我不是不敢改。我是怕改错了。万一最高法认为我们判错了，发回重审，我这个审判长的脸往哪搁？”
“最高法判错了，我们再改。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不断纠错中进步的。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以前严，现在宽。为什么宽？因为越来越多的法官认识到，法律不能保护先动手的人。刘志军案，就是一次进步的机会。你不敢进步，别人会进步。你不进步，就会落后。落后了，就会被淘汰。不是被组织淘汰，是被法律淘汰。”
周审判长的眼眶红了。他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他在刑一庭干了二十多年，从黑发干到白发。他不是坏法官，他只是一个怕犯错的法官。
“陈院长，我听你的。改判正当防卫，无罪释放。判决书我来写，责任我来担。”周审判长站起来，手撑着桌沿，声音有些沙哑。
陈正明看着他。“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