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怕什么？他们顾虑什么？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判正当防卫，什么情况下会判防卫过当？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刘志军案就会是孤例。下一个正当防卫案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怕，还是会判错。
会议室在刑一庭办公室隔壁，不大，一张长条桌，十几把椅子。方远坐在长条桌的一端，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钢笔。陈正明坐在他旁边，面前也摊着笔记本，手里也握着钢笔。
其他法官分坐两侧，有的在翻材料，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在发呆。老陈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卷宗，戴着老花镜，正在看。宋羽霏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也摊着一本卷宗，但她的目光不在卷宗上，在陈正明身上。
方远清了清嗓子。“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讨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最近我们办了两个正当防卫的案子，赵国强案和刘志军案，二审都改判了无罪。陈院长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老陈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他今年五十七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在刑一庭干了二十多年，审过的案子有上千件，从死刑复核到上诉改判，从贪污受贿到故意杀人，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
但他承认，正当防卫的案子，他很少判无罪。不是不懂法，是不敢。判无罪，被害人闹；判有罪，被害人不闹。闹与不闹之间，他选择了不闹。
“我先说。”老陈的声音有些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赵国强案和刘志军案，我同意改判无罪。但我不赞成把这个标准推广到所有正当防卫的案子。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案子的情况都不一样。赵国强是被两个人打倒在地才还手的，刘志军是被刀捅才还手的。他们的处境危险，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基本相适应，改判无罪可以理解。但换了别的案子，防卫人可能没有那么危险，手段可能没有那么克制，后果可能没有那么轻微。一刀切，会出问题。”
宋羽霏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老陈，你说的‘一刀切’，我不赞成。不是我们要一刀切，是法律本来就有标准。最高法出了指导案例，省高院也出了判例。标准是统一的——站在防卫人当时的立场，考虑其所处的危险境地、可供选择的手段以及应激状态下的心理压力。不是从事后冷静的视角苛求防卫人。这个标准已经很明确了，不存在一刀切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标准。赵国强案和刘志军案能用，其他案子为什么不能用？是因为案情不同，还是因为我们不敢？”
老陈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红也不是变白，是那种被人戳到了痛处又不好意思喊疼的灰色。
“小宋，我不是不敢。我是怕。怕被害人闹，怕舆论骂，怕领导批。你能保证每一个改判无罪的正当防卫案，被害人家属都不闹？你能保证每一个被害人家属都不上访？你能保证每一个上访的领导都不问责？你能保证每一个问责的都不找你的麻烦？你不能。我也不能。所以我怕。”
会议室里安静了。方远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其他法官有的低头看材料，有的端起茶杯喝水，有的看着窗外发呆。
陈正明放下了手中的笔，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扫过。
“老陈，你说你怕。怕被害人闹，怕舆论骂，怕领导批。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法官也是人，人也怕。但怕不能成为不判正当防卫的理由。怕判错了，可以理解；怕判对了还要被骂，也可以理解；但因为怕就故意判错，我不能理解。”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会议桌上，砸在每一个人心上。
“赵国强案和刘志军案，一审都判了有罪。不是证据不足，不是事实不清，是法官不敢判正当防卫。为什么不敢？因为怕。怕被害人闹，怕舆论骂，怕领导批。他们的怕，让两个无辜的人在监狱里待了大半年。大半年，不是一天两天。他们的工作没了，家庭散了，人生毁了。法院能还他们清白，但还不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法院只能还他们一个‘对’字。这个字，迟到了大半年，但总算来了。如果一直怕下去，这个字永远不会来。”
他把钢笔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
“老陈，你说你怕。我问你，你怕的是什么？是法律，还是领导？如果你怕的是法律，那你应该判正当防卫。因为法律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如果你怕的是领导，那你应该判有罪。因为领导怕被害人闹，怕舆论骂，怕被问责。你选哪个？是选法律，还是选领导？”
老陈低下头，沉默了很久。他把老花镜戴上，又摘下来，用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冷，是那种被人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退的颤抖。
“陈院长，我选法律。但我选了法律，领导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