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庭在省高院三楼，一间不大的法庭，旁听席上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有当事人的亲属，有媒体的记者，有政法系统的同行。
陈正明没有主审这个案子——他是分管副院长，不能亲自担任审判长，但他坐在旁听席第一排，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钢笔。他要听，要记，要看。听审判长怎么问，记辩护人怎么说，看法官怎么判。如果判对了，他点头；判错了，他纠正。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底线。
上诉人坐在原告席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衫，头发扎成马尾。她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窝很深，眼袋很重，像是好几天没有睡好觉。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指节泛白。
她在紧张，在害怕，在等一个结果。等了一年多，从一审到二审，从败诉到上诉，从希望到绝望，再从绝望到希望。她的希望不在自己手里，在法官手里。
被上诉人坐在被告席上，四十多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的表情很平静，嘴角甚至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一个人在参加一场跟自己无关的会议。
他的律师坐在他旁边，三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前摊着一摞厚厚的材料，表情严肃。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现在开庭。核对当事人身份。”
书记员站起来，一一点名。上诉人、被上诉人、代理人，每一个人都答了“到”或“在”。审判长宣读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告知了诉讼权利。然后他看着上诉人。
“上诉人，你陈述上诉理由。”
上诉人站起来，手撑着桌面，指节泛白。她的嘴唇动了几下，终于发出了声音。不是很大，但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石头，从心底最深处搬出来。
“一审法院认定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性骚扰行为，我不服。他多次对我进行言语和肢体上的骚扰，我向上级反映过，公司处理了，但没有效果。他变本加厉，我实在受不了了，才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帮我，还有谁能帮我？”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在法庭上，在法官面前，在一群陌生人面前，不能哭。哭了，就是软弱；软弱了，就会被对方抓住把柄；把柄被抓住了，她的案子就输了。她不能输，输了，她就真的没有路了。
审判长转向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你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有什么意见？”
被上诉人站起来，整了整领带。他的表情还是那么平静，嘴角那丝笑意还在，不深不浅，像一幅画。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从来没有对上诉人实施过性骚扰。她说的那些事，都是正常工作上的交流。聊天记录里的话，是同事之间的正常问候；拍肩膀也是同事之间的正常接触。她因为工作表现不好，被公司批评了，就把气撒在我头上。一审法院判我胜诉，是公正的。”
他的律师站起来，翻开面前的材料。“审判长，我补充几点。第一，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任何直接的性骚扰言论。聊天记录的内容都是工作安排、日常问候，属于正常的工作交流。第二，同事的证言只看到被上诉人拍了上诉人的肩膀，但没有看到更过分的动作。拍肩膀在职场中是常见的，不能等同于性骚扰。第三，上诉人在公司的工作表现一直不理想，多次被批评。她的诉讼动机不纯，不能排除她是因工作问题迁怒于被上诉人。综合以上三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判长没有表态，转向上诉人。“上诉人有补充意见吗？”
上诉人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举起来。“审判长，我还有证据。这是我手机里的录音。他骚扰我的时候，我录了音。一审的时候我不敢拿出来，怕被人知道。现在我不怕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还怕什么？”
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议论。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法庭里安静了。
“把录音放出来。”
法警接过U盘，送到技术室。法庭里的灯关了几盏，音响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暧昧。
“你今天穿这件裙子真好看。你知道吗？你穿裙子的时候，比穿裤子好看多了。”
上诉人的声音，有些紧张。“谢谢。我还有工作，先走了。”
男人的声音。“别急嘛。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就我们两个。”
“不用了，我晚上有事。”
“什么事？跟男朋友约会？你那个男朋友配不上你。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
“请你放尊重一点。我是你的下属，不是你的朋友。”
“下属怎么了？下属就不能交朋友了？你太敏感了。”
录音播放了十几分钟，法庭里鸦雀无声。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一刀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