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放完了。审判长看着被上诉人。“你对这份录音有什么意见？”
被上诉人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红也不是变白，是那种被人用一记闷棍打在后脑勺上的灰色。嘴角那丝笑意彻底消失了，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他的律师站起来，声音有些急促。
“审判长，这份录音的真实性需要鉴定。不能排除是上诉人剪辑合成的。而且，即使录音是真实的，聊天内容也不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性骚扰行为。这些话虽然不合适，但还没有达到性骚扰的程度。”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真实性需要鉴定。但不能因为需要鉴定就不采信。鉴定是程序，不是障碍。”
审判长没有回应律师的质疑，转向上诉人。“上诉人，还有别的证据吗？”
上诉人摇了摇头。“没有了。录音是我唯一的证据。我录了很多次，每次都不完整。这是最完整的一次。其他的都被他发现了，删掉了。”
她低下了头。手指不再蜷着了，松开了，平放在膝盖上。
审判长合上文件夹。“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上诉人发言。”
上诉人站起来，没有稿子，没有材料，只有她自己。“审判长，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尊严。他侮辱了我，公司不管，法院不判，我还能找谁？我只能靠自己。我把录音拿出来，不怕被人嘲笑，不怕被人污蔑，不怕被人报复。我只想让法院还我一个公道。公道不在，法律在。法律在，法院就要替我做主。”
她的声音颤抖了，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法庭的空气里。
被上诉人的律师站起来，翻开材料。“审判长，上诉人提供的录音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使录音是真实的，聊天内容也不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性骚扰行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言语不当，尚未达到性骚扰的程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辩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上诉人的代理律师是个年轻的女律师，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子弹。
她引用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侵权责任法》，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引用了学术观点和司法判例。她把一审判决的每一条漏洞都扒了出来，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开，露出里面的核心——一审法院不是证据不足，是不敢判。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
休庭十五分钟。合议庭进行评议。
陈正明走出法庭，站在走廊的窗前。方远从后面跟上来，递给他一杯水。“陈院长，这个案子，您怎么看？”
陈正明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他没有皱眉。“录音的真实性需要鉴定。但即使没有录音，现有的证据也够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同事的证言、上诉人的陈述，这三样东西单独拿出来不够，但放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是证据不足，是标准太严。改判，不是改事实，是改标准。”
方远接过水杯。“改判，被上诉人肯定会申诉。他的律师很厉害，在省里很有名。”
“申诉是他的权利。判决是法院的权力。他申诉，我们审查；他上诉，我们审理；他信访，我们接待。权力和权利，不能混淆。他的权利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力不能放弃。”
方远沉默了片刻，把水杯放在窗台上，转身走进了法庭。
十五分钟后，审判长敲响法槌。“现在继续开庭。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虽然存在一定瑕疵，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同事证言、上诉人陈述以及录音资料，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性骚扰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判决如下：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槌落下，余音在法庭里回荡。
上诉人从原告席上站了起来，眼泪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一年多的、终于可以释放的、但还是很轻很轻的、像一条被堵了很久的小溪终于找到了出口的无声流淌。
她的律师抱住她，两个人抱在一起。旁听席上有人鼓掌，被法警制止了。被上诉人脸色铁青，推开椅子，大步走出了法庭。
陈正明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出法庭。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方远跟在后面，手里拿着那份判决书草稿，脚步很轻快。
性骚扰案的二审判决书，合议庭写了十几页，把改判的理由写得很清楚——为什么一审的标准太严？为什么二审的标准更合理？为什么要改判？每一条都有依据，每一个依据都有出处。
方远跟上来，与他并肩走着。“陈院长，性骚扰案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