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死刑，二审死缓，再审又死刑。为什么？因为证据链有问题。数据看不出来，但数据能告诉你——这个案子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查。查了，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方远放下筷子，看着他。“陈院长，你在东川省办的‘9·30杀人案’，我听说了。沈卫国的案子，你从死刑线上把他拉了回来。那个案子，一审、二审、再审都判了有罪，你凭什么认为他无罪？”

    “凭证据。侦查阶段的供述是深夜取得的，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被告人身上有伤。一审、二审、再审都没有把这些疑点查清楚。不是法官不想查，是不敢查。怕得罪人，怕担责任，怕影响前程。他们怕的东西很多，唯独不怕判错一个无辜的人。我不怕。怕就不能当法官。当了法官，就不能怕。怕了，就会判错；判错了，就会害人。害了人，这辈子都还不清。”

    方远沉默了很久，把碗里最后一口饭扒完，把碗放下。“陈院长，我在刑一庭干了这么多年，审过的案子有几百件。有改判的，有维持的，有发回重审的。我不敢说我每一个案子都判得对，但我敢说每一个案子我都尽了全力。你来了，我更不敢偷懒了。不是因为你官大，是因为你懂。”

    “方远，我不需要你怕我。我需要你怕法律。法律不怕，什么都不怕；法律怕了，什么都怕。你怕法律，就不会判错案；不怕法律，就会乱判。乱判不是法官，是罪犯。”

    方远没有再说，站起来，端着餐盘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陈院长，你是第一个跟我说‘你怕法律’的人。以前的人，都是跟我说‘你怕领导’。领导会调走，法律不会。法律一直在那里，不走，不灭。”

    下午，陈正明坐在办公室里，把那本笔记本从帆布包里拿出来，翻开到空白页。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纸面上，白得有些晃眼。窗台上的那盆文竹在风里轻轻摇晃，叶子绿得发亮。他拿起钢笔，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

    “三月二十一日，省高院报到。郑院长说我不是来当官的，是来补课的。他说得对。纪委、公安、检察、政法委都干过了，就差法院。补上这一课，政法生涯就完整了。不是为了完整而完整，是为了知道每一个环节怎么运转。知道了，才能更好地协调。”

    他合上笔记本，贴在胸口的口袋里。

    窗外，阳光很好。远处的闽江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像一条流淌的金色绸带。他的目光穿过窗户，落在江面上那几艘缓慢移动的货船上。船尾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像一根根永远写不完的粉笔线。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暖洋洋的，带着江水的腥味和春天的气息。

    他在心里对陶然说了一句话：“陶局长，我到省高院了。从信访局到高院，这一步走了十五年。十五年，我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也没有辜负自己的良心。”

    他在心里对方远说了一句话：“方远，你说你怕我。我不需要你怕我。我需要你怕法律。法律不怕，什么都不怕；法律怕了，什么都怕。你怕法律，就不会判错案；不怕法律，就会乱判。乱判不是法官，是罪犯。”

    他关上窗户，坐回桌前。桌上那摞厚厚的案卷在等着他，几十本，摞起来半人高。他打开最上面一本，从第一页开始看。

    下班后，陈正明走出法院大楼，站在台阶上。榕城的春天傍晚很舒服，风不大，不冷不热。知远已经长大了，上小学了。林婉清在榕城一中教书，一家三口终于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他不用再住招待所了，不用再在每个周末赶火车回家了。他有家了，一个真正的家——不是租的，不是临时安排的，是分给自己的房子。

    他走下台阶，走到法院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下，停下来，仰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云很白。

    他在心里对林婉清说了一句话：“婉清，我们终于安家了。不是搬来搬去的家，是定了根的家。根扎下去了，就不会再挪了。知远在榕城长大，在榕城上学，在榕城交朋友。他不用再跟着我们东奔西走了。他有家了。”

    那片橘红色的晚霞里，他转身走进了榕城三月的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