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一庭在五楼。陈正明走楼梯下去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刑一庭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像山间的溪流。
“你是陈院长？欢迎欢迎！”方远站在办公室门口，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衫，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圆脸，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之前习惯性地先笑一下。那笑容不职业，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带着暖意的、让人看了就觉得这人好说话的笑。他伸出手，握了一下，很暖和。
“方庭长，我刚来，对法院的工作还不熟悉。你是老刑庭了，我需要向你学习。”
方远笑了，那笑容更暖了。“陈院长，你在检察院干过，在公安干过，在纪委也干过。你审过的案子比我多，见过的世面比我广。你这么说，是给我面子。但在我这儿，你不用给面子。有话直说，有事直办，这是刑一庭的作风。法院不是官场，不搞虚的那一套。”
方远领着他走进刑一庭的大办公室。十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文件，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和墨水的气味。几个法官正在伏案工作，有的在写判决书，有的在阅卷，有的在低声讨论案情。方远拍了拍手，整个办公室安静了一瞬，所有目光齐刷刷地转向门口。
“各位，这是新来的陈副院长，分管刑事审判。以后刑一庭、刑二庭、审监庭都归他管。大家认识一下。”
那些法官抬起头，有的站起来点头致意，有的只是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工作。陈正明不在意这些，他从来不在意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什么形象。他只在意案子办得对不对。他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女法官，大约三十出头，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的卷宗摞得比她还高。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没有好奇，只有一种长期被案件压榨出来的、对一切新来者都无动于衷的冷漠。她低下头，继续看卷宗。
方远领着他参观了刑一庭的档案室、会议室、法官办公室。每到一个地方，方远都会介绍这里的工作流程、人员配置、案件情况。他说话很快，但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切中要害，不啰嗦，不重复。
一圈走下来，陈正明对刑一庭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是一个能干的团队，庭长方远业务精湛，几个审判长各有专长，书记员们手脚麻利。但案子太多了，每个人手上都压着几十个未结的案件，加班是常态，不加班是例外。这不是省高院一家的问题，是全国法院的通病——案多人少，法官不堪重负。压力大，就容易出错；出错了，就会改判；改判了，就会影响司法公信力。恶性循环。
“方庭长，刑一庭目前积压了多少案件？”
方远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陈院长，刑一庭目前在手案件一百八十多件。其中死刑复核案件三十多件，上诉案件一百多件，再审案件十几件。每个法官手上平均压着二十多件案子。按照法定审限，刑事案件二审两个月，死刑复核没有明确时限，但也不能无限期拖下去。我们的压力很大，不是不想快，是快不起来。”
陈正明站在刑一庭的案卷柜前，透过玻璃门看着里面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卷宗。牛皮纸封面，白线装订，每一本都贴着一个案号。那些案号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杀人犯，有抢劫犯，有贪污犯，也有被冤枉的好人。他们等着二审判决，等着死刑复核，等着改判无罪。他们等了很久了，不能再等。
“方庭长，你把近三年的刑事审判数据整理一下。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死刑复核核准率，每一条都要有数字。数字不会骗人。数字高了，说明我们的审判质量有问题；数字低了，说明我们的审判质量过硬。把问题找出来，一个一个地解决。解决不了，报给我；我解决不了，报给郑院长；郑院长解决不了，报给最高法。”
方远愣了一下，很快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陈院长，我下午就让人去统计。您要这些数据，是准备向省委汇报？”
“不是向省委汇报，是向自己汇报。我们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才能知道往哪里走。不知道站在哪里，就会走错方向。走错方向，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回不来了。”
方远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泪光，是一种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前方有一丝光亮时喉咙发紧、眼眶发酸、嘴唇发抖的复杂表情。
中午，方远带他去食堂吃饭。食堂在一楼，很大，能坐几百人。方远帮他打了饭，两荤两素，一碗汤，一份水果。两个人端着餐盘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陈院长，你以前在中央巡视组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干？不看材料，先看数据？”方远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数据是材料的基础。没有数据，材料就是空的。有了数据，材料才有血肉。我在巡视组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调数据。东川省‘9·30杀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