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省的春天来得比京海早得多。三月初，闽江两岸的榕树已经爆出了满枝的新绿，嫩芽从光秃秃的枝丫里挤出来，像无数只刚睁开的小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江水从枯黄变成了浑黄，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日夜不息地流向东海。
陈正明站在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楼门口，仰起头看着那面在晨风里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
他已经四十一岁了。从青江县信访局的科员，到绿藤市纪委的副主任，到江东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到河昌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到京海市委政法委的副书记。二十一年，七个单位，每一次调动都是一次跨越，每一次跨越都把他推向更高的平台。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是借调，不是挂职，不是临时抽调，是正式调任——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刑事审判，正厅级。
他的履历在政法系统里已经算是“全科”了——纪委、公安、检察、政法委，就差法院。组织上让他来省高院，不是让他来镀金的，是让他来补课的。补什么课？补审判这一课。纪委书记查案，公安局长抓人，检察长公诉，政法委协调，但最终定罪的权力在法院。一个政法干部，没干过审判，就不算完整。
他在心里对陶然说了一句话：“陶局长，你的那本《信访条例》注释版，我还留着。书页黄了，边角卷了，但你写在扉页上的那行字还在——‘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我记了二十一年，还会记一辈子。”
他背着那个用了二十一年的帆布包，走进了省高院的大门。
大楼是九十年代建的，灰色的，门口立着几根大理石柱子，门楣上挂着国徽。大楼很安静，走廊里只有偶尔走过的脚步声。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没有人在意他，也没有人认识他。他在京海干了将近四年，但京海和榕城隔着一千多公里，这里的人不知道他在京海的事迹，不知道他办过高启强的案子，不知道他在河昌击毙过张克寒，不知道他在绿藤查过刘志强。
他喜欢这种感觉。一张白纸，可以重新画。画好了，是本事；画坏了，也是本事。怕的不是画坏，是不敢画。
电梯到了六楼，门开了。走廊尽头是院长办公室。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进来。”
院长姓郑，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他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绕过桌子，伸出手，上下打量了一番。
“陈正明同志，欢迎你来省高院。你的履历我看过了，纪委、检察院、公安、政法委，政法系统五个部门你干了四个，就差法院了。你来高院，不是当官，是补课。把法院这一课补上了，你的政法生涯就完整了。”
郑院长领着他走到隔壁的办公室，门上的牌子已经换好了——“副院长陈正明”。办公室不大，一张老式办公桌，一个铁皮文件柜，一个书架，窗台上有一盆文竹，跟他在江东市检察院养过的那盆很像。他走过去摸了摸文竹的叶子，指尖凉丝丝的。
“陈正明同志，你分管刑事审判。刑一庭、刑二庭、审监庭，都归你管。省高院的刑事审判任务很重，每年要审几百起案件，有死刑复核，有上诉改判，有再审纠错。你在检察院干过，在公安干过，你知道刑事审判的关键在哪里。”
“证据。”陈正明转过身来。“证据是刑事审判的基石。证据不扎实，案子就会判错；判错了，就是冤假错案。我在纪委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副区长收了八十万，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再审又死刑。为什么反复？因为证据链有瑕疵。一审采信的供述是夜间讯问取得的，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被告人说是被刑讯逼供的。二审认为供述有问题，改判死缓；再审又认为物证充分，改回死刑。一个案子，三种结论，不是事实变了，是标准变了。标准不统一，法治就不统一。”
郑院长看着他，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你说的这个案子，是绿藤市的刘志强案？”
“是。”
“那个案子的二审判决书，我看过。写得不错，把证据分析得很透彻。那个案子是你办的？”
陈正明没有正面回答，但郑院长已经从他的沉默里读出了答案。郑院长点了点头，走到窗前，背对着他。
“陈正明同志，省高院不是京海市委政法委，也不是中央巡视组。这里没有大案要案专案组，没有跨省协调机制，没有特事特办的通道。这里只有案子，每一个案子都要按程序办，按证据判。你不能因为同情被告人就轻判，也不能因为憎恨被告人就重判。你只能依据法律和证据，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是法官的宿命，也是法官的尊严。”
“郑院长，我不是来当法官的。我是来当副院长，分管刑事审判的。我的职责不是判案子，是监督案子。法官判错了，我纠正；法官判对了，我维持；法官拿不准，我指导。我不会越位，也不会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