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京海市超期羁押案件下降了百分之九十，纠正违法通知书回复率达到百分之百，公检法三家信息共享平台运转良好，何勇在公安局推的那套队伍管理规定已经成了全省公安系统的标杆。试点很成功，市委书记在全市大会上点名表扬，省委政法委发了简报向全省推广。
会议进行到一半，孙建国推门进来，走到他身边，弯下腰，压低声音说了四个字：“组织部来了。”
陈正明把总结报告的最后几页交给副手继续念，起身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站着两个人，一个认识，是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副处长；另一个不认识，年轻些，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表情严肃。副处长姓孟，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之前习惯性地先笑一下。那笑容很职业，但此刻在陈正明眼里，职业得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陈正明同志，受省委组织部委托，通知你一件事。”孟副处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双手递过来，“经省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请你于收到本通知后十五日内到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到。”
陈正明接过文件，低下头看着那枚鲜红的省委公章。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榕城。他在江东市检察院待过几年，对榕城不陌生。那里有他办过的江东集团案，有他画过的长藤资本资金流向图；有高剑、叶子菁、洪亮那些战友，有他短暂停留过的城市街道——但这一次不是回去办案，是回去当副院长。
他在京海待了将近四年，从省厅专案组到政法委副书记，从强盛集团案到法治体检，从被高启强的人跟踪到看着高启强被审判。他把京海的政法系统翻了个底朝天，该抓的抓了，该换的换了，该建的建了。
散会后，陈正明回到办公室，把那本笔记本从帆布包里拿出来，翻开到空白页，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
“三月十五日，调令。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十五日报到在京海四年，办了强盛集团案，推了法治体检试点。何勇说我是‘京海政法系统的清道夫’。我不是清道夫，我是泥瓦匠。哪里漏了补哪里，把墙补好了，就走了。”
何勇的电话在下午打过来，声音有些喘，像是从外面刚回来。“陈正明，你要走了？怎么不提前说？”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组织上的安排，不是我能定的。”
何勇沉默了很久，电话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在两人之间流淌。“你在京海干的那些事，我都记着。法治体检那个方案，我会接着推。你走了，制度还在。”
他甚至没有说“再见”，因为他知道他们还会见面——江南省与中昌省交界，两个省会城市之间坐高铁只要两个多小时。
傍晚，陈正明去了安欣的办公室。安欣还在刑侦支队，还是副支队长，案子办了一个又一个，头发白了一根又一根。他正坐在桌前看一份卷宗，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陈正明，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调令下来了？”
“下来了。江南省高院，副院长。”
安欣靠在椅背上，把双手交叠在肚子上。他比以前老了很多，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眼袋重得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法院好。你在检察院干过，在公安干过，在政法委干过，就差法院了。政法系统五个部门，你干了四个，就差法院。干完法院，你的履历就全了。”
陈正明坐在他对面，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翻到林建国的遗言那一页。上面写着林建国最后写下的那句话——“高启强与赵瑞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行贿受贿，是利益共同体。”
安欣低下头看着那行字，伸出粗糙的手指在那行字上轻轻抚过。“你师父的案子，李成阳在查。绿藤那边，赵达声也在查。赵瑞龙的事，总会查清楚的。”
安欣把手收回去，插进裤兜里，目光落在窗外。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远处的海面上最后一抹夕阳正在沉入水中。
“陈正明，你到了榕城，替我去看看我师父的坟。他是榕城人，埋在老家的山上。他的坟我去过几次，路不好走。你替我给师父磕个头，告诉他京海的案子结了，强盛集团倒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很薄的几张。“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心意，你帮我买点纸钱、香烛。”
陈正明接过信封，那薄薄的纸片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第三天，陈正明去看了李成阳。李成阳住在看守所旁边的一间出租屋里，房间里堆满了卷宗和材料。他正在分析赵某交代材料里提到的那几个绿藤市的干部名单，墙上挂着绿藤市的地图，红笔画了很多圈。他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陈正明手里的帆布包，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又要走了？”
“调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