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阳走到桌前，把那几个文件夹摞在一起，用橡皮筋扎紧。“江南省高院在榕城，离绿藤不远。你到了那边，绿藤的事还要你帮忙。庞国良的案子还没结，赵瑞龙的事还在查。你到了榕城，离绿藤近了，有些事更方便。”他转过身伸出手，“陈正明，保重。”
陈正明握住他的手。“李成阳，你也是。”
离开京海的前一天，陈正明去了一趟海边。三月的京海，海风还是凉的，吹在脸上像冷毛巾。他站在堤坝上，看着灰蓝色的海面，浪花一层一层地涌上来，拍打着堤坝的礁石，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又退下去，像一个人的呼吸。
他在心里对这座城市说了一句话：“京海，再见了。我在这里待了将近四年，从京海到榕城，从北到南，绕了一大圈。法制体检的试点已经推开，何勇会接着推；安欣还在查他师父的案子；李成阳还在挖赵瑞龙的根。我在京海的任务完成了，该走了。”
他走下堤坝，背着帆布包，走进了京海三月的风里。风从海上来，吹动他花白的头发。
回到河昌，林婉清已经打包好了行李。纸箱堆满了客厅，大大小小的，像一座纸箱砌成的城堡，等待着被搬上货车、运往千里之外的新家。
知远蹲在其中一个纸箱旁边，手里拿着那幅画——三个人手拉手站在太阳底下，太阳很大，光芒四射。画已经很旧了，边角卷了起来，纸也黄了，但太阳还是那么亮。
“爸爸，这幅画要带走。”
陈正明蹲下来，把那幅画从知远手里接过来，小心地夹进笔记本的封套里。“带。都带。”
知远已经六岁了，上小学一年级。在京海读了一年书，现在又要转学了。从京海到榕城，从北方到南方，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
他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调令”“报到”“组织安排”，只知道自己要坐很久的火车，要去一个叫“榕城”的陌生地方。但他不怕，因为爸爸在，妈妈在，那幅画也在。
橘猫蹲在楼梯口，看见了他们，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凑过来蹭林婉清的裤腿。它的毛又掉了不少，露出发暗的皮肤。它老了，老到已经跳不上窗台，老到叫声低沉。林婉清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
“小黑，我们要走了。你在这里好好的，新搬来的住户会照顾你的。”橘猫蹭了蹭她的手，像是听懂了，又像是没有。
货车开动了。河昌的街道在车窗外慢慢后退，那栋住了好几年的家属楼慢慢后退，那只橘猫蹲在楼梯口的瘦小身影慢慢后退。知远趴在车窗上，小手拍着玻璃，喊着“猫猫猫”。
榕城火车站，还是那个出站口，还是那片广场。十几年前，陈正明从青江县调来绿藤市，从这里下火车，背着帆布包走进了江东省的日子。
十几年后，他从京海回到榕城，背着同一个帆布包，牵着六岁的知远，身旁站着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的林婉清，从出站口走出来。
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来接站的车停在广场上，是一辆黑色的奥迪。司机是个年轻人，穿着制服，话不多，帮他们把行李搬上车，问了句“陈院长，先去院里还是去招待所”。
陈正明说“先去招待所。安顿好了再去报到”。奥迪开动了，榕城的街景在车窗外流动。梧桐树比十几年前更粗了，枝叶更茂密了，把整条街道遮成了一条绿色的隧道。
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办江东集团案，每天骑着自行车从招待所到检察院，从检察院到法院，从法院到看守所；在公诉席上与乔绍廷唇枪舌剑，在看守所里审讯嫌疑人，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卷宗。当年的那个副科长，现在以省高院副院长的身份回来了。
知远坐在后排，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爸爸，这里的树好多。比河昌多。”他指着窗外那些梧桐树，手指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痕迹。
陈正明摸了摸他的头。“这里的树一直很多。”
招待所在省高院后面的巷子里，一栋六层的灰砖楼，跟他在青江县住过的那栋招待所有些像。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窗户对着巷子，能看到对面楼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床单。知远在床上蹦了几下，又趴到窗前往外看，像一只刚被放出来的小鸟，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第二天一早，陈正明穿着白衬衫、深色夹克衫，背着那个用了很多年的帆布包，走进了江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大门。门卫看了他的工作证，敬了个礼，放行。大楼是九十年代建的，灰色的，门口竖着几根大理石柱子，门楣上挂着国徽。大楼很安静，走廊里只有偶尔走过的脚步声。他上了电梯，按了六楼，电梯门开了，走廊尽头是院长办公室。
院长姓郑，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伸出手，握住陈正明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陈正明同志，欢迎你来省高院。你的履历我看过了，纪委、检察院、公安、政法委，政法系统四个